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将作为权力基础的资源分为三类，即人格，财产和组织。其中，人的身体、思维、言谈、道德信念等方面的状况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人格来源。强壮的体格和超人的体力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权力来源。除了人格外，人们可以用财产购买他人的服从，因而财产可以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组织则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权力资源，它克服了人格受时间限制的弱点，同时又结合了财产力量的优点。[16]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莱曼则将权力资源分为功利性资源、强制性资源和规范性资源三类。功利性资源具有物质上的好处，能够作为奖励物质换取他人的服从；强制性资源能够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从而迫使他人服从；规范性资源则是能够产生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资源，其中最普遍的是名声、尊敬和认可。[17]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说，权力是用暴力、财富、知识，使人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他将权力分为：暴力形式的低质权力、财富形式的中质权力、知识形式的高质权力。在此，能力、财富、知识，均被看作是与权力相关的资源。吉登斯认为，权力来源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工物质产品，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威性资源是指权力生成过程中所需要的非物质资源，来源于驾御人的活动的能力，是某些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支配地位的结果。权力再生产必然涉及到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特定组合，它们都是“基础结构性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中，作为配置性资源的物质资源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物质资源的增长对权力的扩张来说，确实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没有权威性资源的变化，配置性资源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可以肯定的是，权威性资源同样是社会变迁的‘杠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配置性资源。”[18]由此可见，权力是基于社会资源而产生的一种力量，获得法律确认则成为法权形态，否则，便以实际权力形式客观存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配置性资源绝大多数已经获得了民商法的认可，当这些权利拥有人用其权利投资组建社会组织时，他们可以依据法律通过组织架构获得法律所确认和分配的权力；然而，权威性资源除了能够成为知识产权的一小部分外，大多数并未获得法律的确认，因而，这种资源的优势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事实上的权力。

　　（2）法定权力扩张成为其权限以外的事实权力

　　权力从本质上说具有扩张性和侵犯性。拥有法定权力的人往往倾向于将拥有的权力扩张到其合法权限以外的其他领域，这样他在自身权限以外的领域虽然没有合法的权力，但是实际上却享有权力，这便事实上的权力。权力扩张一般沿着两个向度展开：其一是，横向越权侵入别的权力领地。例如，我国曾有媒体报道，某地工商管理部门越权在公路上设卡收费，便属于权力横向扩张的典型代表。其二是，权力纵向扩张，上级权力吞并、剥夺下级权力。无论哪种权力扩张均会使法律权力分配被事实上的权力分配所取代。权力扩张不同于权利异化为权力，前者是指拥有法定权力者扩张其权力；后者则是指权利拥有者凭借其享有的法定权利优势对他人实施支配力，而这种支配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也是一种实事权力。

　　（3）法律之外其他社会规范所认可的事实权力

　　事实上的权力虽然没有合法的外衣，但是在法律之外，它往往获得了其他非法律规范，尤其是社会传统文化、习惯和潜规则的认可和支持，否则，这种事实权利就无法对他人实施支配性影响力。因此，法律权力之外，还有道德权力、习惯权力、宗教权力等。这些权力是法律不加过问的自然能力。文化权力是基于共同的传统、习俗和惯例而形成的权力关系。除法学外，这些权力通常属于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的范畴。

　　2.公司实际控制权产生的基础

　　（1）大股东违背分离原则越权对公司实施控制

　　按照分离原则，公司与股东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大股东虽然对公司资本投入了较大的份额，并在公司法人财产中享有较大的权益份额，但是，大股东只依法享有股权。除此之外，他对公司法人财产并不享有直接的支配权，这一点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股权中的表决权是一种决策权，但是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仅仅限于股东（大）会层面，按照股东（大）会的会议程序和议事规则行使自己掌握的多数表决权，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包括董事和监事的任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大股东除了利用多数投票权对公司重大决策进行实质性影响之外，无权插手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然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股东往往通过控制地位，或透过其提名当选的董事，进而操纵董事会，事实行使着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2）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优势产生公司实际控制权

　　首先，伯纳姆认为，随着股权持有者遍布整个人口的合作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谁实际控制生产资料的问题相比，谁在法律上占有（控制）生产资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这种控制已经为经理人员所接管，因此，无论是在私有部门还是在国有部门，社会都将为由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所组成的经理精英所统治。[19]由此，企业权力安排应该包含企业的“社会资本”逻辑。从传统的物质资本逻辑转向社会资本逻辑，将提高企业社会资本参与者在企业权力配置中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系统演进过程中的主导要素转化，引起了企业内部相应的权力关系变动。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一切知识都被信码化或数字化、符号化以及商品化，不能信码化、计算机化的知识，几乎不被看作知识。掌握信息成为权力的象征，一个国家控制和占有信息的多少成为国力的一种象征。谁拥有更多的信息，谁就有更大的权力，反之，权力越大，经费越多，就会有可能更多地获取和垄断信息，就会有更多发现真理的机会。[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