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不应该忽略，所谓“蓝图”的绘制，往往或者出于对理性构建的迷信和对知识精英的崇拜，或者出于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很容易倾向于排斥大众的参与，从而更可能体现的是少数人的意志，维护和满足的是少数人的自负或贪欲，因而这种改革往往夹杂着强制和暴力，少了几许自愿和配合，“口服心不服”的现象时常会出现——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很可能被排除在外，从而导致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的改革却最终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从这一点上看，自上而下式的主动推进型改革很难真正地回应广大民众的需求，也很难真正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和困境。而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改革又有什么价值呢？相反，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型改革则不然，这种改革发自民间，代表的当然是民众的心声，解决的当然也是真实的社会问题，因而一旦政府积极回应起来，必然深得民心，很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和配合。可以说，民众的支持是一切社会革新活动的力量源泉，也是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无疑与此有极大的关系。因而，从民意的角度说，自下而上比自上而下更容易“得民心”，因而也更容易获得改革的力量。

　　与此相关的是，一场改革要取得真正成功，它所必须依靠的根本动力恰恰就在于基层的民众而不是上层的统治者。任何一场改革究其实质无非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使得各种形式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到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就是上层统治者本身——的百般阻挠。如果没有广大民众这种足够持久和强大的本源性动力的支持，即便是专制体制下作为万万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所倾力支持的改革也难以取得成功。光绪皇帝支持下的康梁变法不就是一例吗？也只有当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根植于改革之中时，改革才可能获得本源性的动力，才可能得以持续，最终向纵深发展。因此，自下而上式的改革虽然在形式上失之于鸡零狗碎，失之于初始的低效与时间上的渐进，但却由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最终却获得了“清如许”的万里长渠。这或许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有心栽花花不发——自上而下的改革纵然有着“高贵”的血统和若干精英的参与，却由于缺乏深厚的民意支持，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阳奉阴违的把戏而无可奈何。相反倒是那些下里巴人们，尽管位卑人微，但由于在共同利益的串联下万众一心，却能够在改革的斗争中攻城拔寨，不断地攻占着一个又一个高地。

　　仔细想一想，自上而下的主动推动型改革似乎也暗含了一种政府高于社会、精英高于民众的优越思想。我们且不要去争论到底是要相信精英，还是要相信民众，我们似乎更应该考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到底民众是目的？还是政府本身是目的？只有当我们都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之时，问题的答案才会豁然开朗——这个观念就是：政府存在和运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增进社会的福利和民众的利益，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民众就有权利去更换它。虽然这种社会契约的思想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但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它确有其独特的解释力和解决力。只有当我们认定政府只不过是民众的仆从之时，我们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民众的呼声——无论它是多么的刺耳和不正确——都要天然地优先于精英的思想；而精英的思想——无论其是多么的伟大和正确——如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可和首肯，就不能获取合法性。由此可见，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型改革似乎更符合民众的利益，更符合政府扮演其仆从角色的“天道”。而自上而下式的主动推动型改革却颠倒了这一切——民众成了管制的对象，政府才是天然正确、永不犯错的“主子”，这显然与现代宪政的“权利意识”背道而驰。面对世界宪政的大势，中国当然不可以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