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在宪法规范与规范宪法之间

　　一旦透过当代中国宪法规范的变动现象，我们就会被迫面对其背后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头绪。但从宪法的内面来说，正是因为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文斯登所谓的“规范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才引致实在的宪法规范经受不了时流的激荡。为此让实在的宪法规范获得稳定性、实效性以及规范价值的功能，是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主要历史课题。而在终极的意义上，这些宪法规范的重要品格，又不可能是实在的宪法规范自身所能体现的。它们归根到底有赖于G·叶连内克所谓的“法创造力”， 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效用。因此，中国的宪法学者们只能把宪政主义的思想寄托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寄托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

　　我们总的来说应该看到：在所谓的那种“规范宪法”瓜熟蒂落之前，宪法规范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一般而言，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下，C·施密特所谓的宪法的废弃、宪法的排除、宪法取消以及宪法的停止这些宪法的变动形态均不会出现，但可以想见，宪法的变迁与宪法的修改则必然构成今后我国宪法规范变动的两个重要形态。

　　宪法变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态，所谓“良性违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宪法变迁现象。它虽然并未通过正式的程序去实现宪法规范的变动，但最终往往以宪法修改的形式使某些宪法条款的变更得到确认。如此看来，宪法变迁作为宪法规范变动的一种类型，它在当今中国宪法规范变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过渡和缓冲的作用。当然，认识宪法变迁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宪法变迁具有两种终极意义上的局限。一种是相对于宪法规范的局限，另一种则是相对于规范宪法的局限。前者表现为对宪法规范的一种显在的冲击，使特定的宪法规范变为空文；后者则表现为宪法变迁的自在，并不能直接导向规范宪法的生成。显然，这是两种在取向上截然相反的局限。强调前者，必然对宪法变迁的形态持消极的态度，而只要认真地对待后者，就可能会更加心平气和地去接受宪法变迁成为宪法修改的种种前奏或必要阶段。

　　较之于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形态。对于当今的中国法来说，宪法修改既是克服宪法变迁所具有的上述的那两种终极意义上的局限的一种积极的宪法变动形态，同时，适当和适时的宪法修改的重复及其成果的积累，又是促成规范宪法形成的必要条件。

　　当然，急剧或频繁的宪法变动有可能危及实在的宪法规范（包括规范宪法的规范）所应具备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此，宪法解释就成为我们有必要加以重视的那种用以缓解宪法变动的缓冲手段。 然而，由于在现实中不存在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所以在目前的我国宪法学领域中，那种精微慎密的注释宪法学亦不可能成就，即使成就了，亦不可能成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获取稳定性、实效性以及规范价值的功能找到根本的出路。这种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