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张德美
【摘要】在清代，推行保甲制度被皇帝当做消弭盗贼、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地方，保甲制度却常常被视为具文。究其原因，地方官执行不力、书役、保甲长等人营私舞弊是重要的人为因素，而保甲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也不容忽视。在保甲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普通百姓不仅没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深受其害，这就决定了保甲制度虽然得到皇帝青睐，最终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关键词】清代；保甲制度；具文
【全文】
在清代，保甲制度被皇帝当作弭盗安民的重要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热切地推行。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保甲组织，监督不法，强化基层管理。不过，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竟至于“数百年来此举几视为具文矣”[1](P·77)。究其原因，虽然保甲制度的设想看起来可称完美，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况且，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总需要依靠人来实施，实施过程又总是夹杂着一些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行为，这些行为有时会导致制度的实施偏离正确的方向。清代保甲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地方官、衙门书役、保甲长等各有打算，地方百姓未受其利却先受其害，从而始终难以形成推动保甲制度正常运转的凝聚力，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流变。
一、清朝皇帝一厢情愿
保甲制度在清初就已经实施，“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2](P·5051)。顺治年间缉捕逃人的谕令中多次提及保甲。比如，顺治三年七月之前的法令规定，如果逃人自己归还旧主，则将窝藏逃人者处死，其余九家及甲长、乡约处鞭刑一百后流放，主管官吏一同治罪。顺治三年七月则规定，若逃人自己归还，窝藏逃人者及其两邻处以流刑，甲长同其余七家之人各处鞭刑五十，主管官吏及乡约得免予处罚[3](P·227)。上述法令体现了清初十家为一甲，一家窝藏逃人、九家连坐的情形。顺治六年四月又曾谕内三院，对于各地逃亡人口，不论原籍何处，一定要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之中，使之安居乐业[4](P·348)。
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康熙四十七年曾规定：“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保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立簿稽查，寺院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2](P·5051)道光年间徐栋所辑《保甲书》也记录了《户部则例》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管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男丁名数(不及妇女)，出注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十户为牌(奇零散处通融编列)，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5](P·20)
当时很多人对保甲制度的实施效果持乐观的态度。顺治时举人彭鹏说：“保甲行而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6](P·286)康熙年间黄六鸿说：“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7](P·449)为了使保甲制度为全国百姓所接受，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陈秉直对康熙九年颁布的上谕十六逐一解释——其中第十五条即“联保甲以弭盗贼”，经礼部奉旨复议后颁行各省，这篇注解行文甚是直白，关于第十五条陈秉直的解释是这样的：
你们百姓可晓得地方失盗是你们最不好的事么？大凡盗贼窃发，虽然出自奸宄肆逞，也由地方防范疏虞。如今把失盗的利害说与你们听：地方上一家失盗，不但劫去家中财物，还要伤人性命，盗去之后，又要遍报各处衙门，各官就要差人拘问失事情形、伙盗数目，邻佑地方俱遭拖累，即使拿住盗贼，也要质审认赃，岂不受累么？即有司印捕防汛文武各官俱有干系，缉获不来的时节，或降或革，连累不知多少。如今皇上先教你们百姓一个弭盗之法，你们百姓一乡自有一乡的地界，一村自有一村的邻里，那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家有盗，九家齐心救援；一甲有盗，九甲协力擒拿。保甲里边，或有面生可疑之人，大家详察，不许容留，就是甲内的人去做歹事，九家一齐首告，逐出地方，使一甲十家、一保十甲的人灾祸相同、患难相共、意气相通、约束相信，这方叫做联。皇上所以提醒你们，教你们去做、你们去联保甲，依了这法，何处藏得一个贼？何家容得一个盗？一保之中，设有一个可疑之人，几百双眼睛难道瞧不出？几百双臂膊难道擒不定？人心齐了，防察严了，团结牢了，栅栏、器械整了，纵使他方盗贼要来攻劫，这样念头也只得丢下了，此方是息盗贼的良法，从古及今，诛盗不如弭盗，皇上这一番训诲，更有好生不杀的念头，就是盗贼听了，也该化为良民，只是你们百姓宁可个个齐心联络，弗致疏虞，使盗贼不生，家家快乐，可不好么[8](P·469-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