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俄国大败，这给了清廷内外极大的震动。在日俄和约尚未签订之际，江苏名士张謇在《致袁世凯书》中就提出了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观点，即“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清廷中的一些近臣亲贵及地方督抚们，也相继奏请变更国体，基本形成了惟有实行宪政才能挽救危局的共识。在此形势下，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十四日发布“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振善而从”。出使大臣回国后，在“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中，更是大大夸奖了宪法的功用——“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也。……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天下大计，居可知矣”。
而从“光绪新法令·宪政”的这些奏折、法规、章程中，也能明显感受到把宪政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论，行文中经常出现的“变法图强”即可说明这一点。而将宪政与富强的直接嫁接，这样的语境转换，显示了宪政理念的先天不足，也就注定了清末宪政结局的暗淡。
最后，转而探讨一下清末立宪的方法。在回顾、描述清末变法时，学者们常喜欢引用谕旨中的“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仿行宪政”、“参用各国成法”等词句，以说明包括立宪在内的清末变法是在仿照、借鉴西方国家制度和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而前述著名的“宣示预备立宪”上谕也已明确承认了大清王朝的制度不如外国——“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因此，清末立宪不得不走移植、借鉴外国经验之路，已属显然。对于清末立宪为何要借鉴外国经验，在具体制度上主要移植了哪些，尤其是对于清末立宪如何受到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近代中日两国宪政实践的得失成败等，学界不乏宏文巨著，本人也曾稍有涉猎[4]。
若检索“光绪新法令·宪政”，就会发现“各国”、“列邦”等词汇出现之频繁。而在许多奏折和案语中，比较“各国”的相关制度几乎成为了一种阐述定式。这确实均能从一个侧面印证清末移植、借鉴外国宪政的观点。不过，研读奏折和案语之际，还令我有了另一种强烈印象，即上奏者还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近代西方式的宪政制度，或者说，他们尽力将西方宪政与中国传统进行对接。譬如，在“资政院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中，引用《大学》中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及《孟子》中的“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来说明“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的合理性，并断然提出了“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