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九方面是否涵盖了光绪朝最后八年新政中的所有“宪政”，抑或所有这些法规、章程纳入“宪政”是否均为妥当，这可能都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这至少反映了本丛书汇编者在搜罗、汇编时的观点和思考。据现在此丛书点校本的责任编辑王兰萍编审撰写的“选题建议纲要”可知，丛书原版的汇编机构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此编译所设立于1902年，集研究、整理、编辑于一体，任所长的先后有蔡元培、张元济等。诚如兰萍博士所言，将光绪朝的法令汇总并分门别类，“以部门划分法律规范本是项极其专门的研究工作，需要编辑人员具备西方法学的基本训练。”蔡元培、张元济均为中国近代教育界、出版界之创始、引领人物，思想维新，学贯中西，致力引进西学、介绍新知，在此毋庸赘言。而编译所中直接担当丛书具体汇集整理工作的职员刘崇杰、王我臧、陶宝霖等，皆有留学日本接受新学熏陶的经历。
刘崇杰，福建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获政学士。那时早大的政治经济科，所学并非今日所谓“政治经济学”，而是广泛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领域，其中，法学课程包括国法学、法学通论、日本宪法与行政法、民法要论、刑法、行政法、商法要论等[1](P.59)，几乎涵盖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学主干课”的一大半。他毕业回国后，曾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教育部福建学务视察员等职，后入外交界。刘崇杰是商务印书馆清末出版的另一套主打大型丛书——《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的主要译校者。(刘崇杰不仅在该丛书24名译校者名录中位列第一，为丛书“综司厥事”，而且，因有早稻田大学留学背景，他“携稿东渡”，赴东京邀请“昔年同学分任校订”，并分别索请到时任早稻田大学总长大隈重信、学监高田早苗所写的“序”，使丛书增色不少。参见《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点校本）第1卷之“张元济序”、“大隈重信序”、“高田早苗序”及“译校者姓名录”，何佳馨点校，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王我臧，福建人，亦曾留学早稻田大学，也是《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译校者之一。回国后，他出版了《经济学各论》、《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等译著，并在《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发表了译（论）文若干。
陶宝霖，编译所高级职员，浙江人，是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期修业生，与汪兆铭、程树德等皆为同学，约于1905年底完成修业[1](P.53－54)。回国后，他除参与《大清法规大全》的编辑、整理之外，还出版了《调查户口章程释义》（1911年）、《法制概要》（1914年）、《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浅释》（1923年）等著作，并发表了《中华民国之宪法》（1913年）、《比较共和国宪法论》（1913年）、《评宪法起草委员会之议决各项》（1913年）等数十篇论文[2](P.668)，还曾担任《法政杂志》主编、浙江省咨议局议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