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意见稿》曾设置了司法强制和行政强制并行的制度架构，这是对现行制度的具体化，这种规定方法是值得肯定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删除了行政强制的有关规定，在拆迁领域废止“行政强拆”，完全导入“司法强拆”，这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种尊重司法机关的做法，但是，它恰恰构成了“司法强拆”悖论，将影响甚至严重损害法院的形象和权威，亦将不利于相关权利救济的实现。
法院的定位是居中裁判者。让本来应当居间裁判的法院具体实施行政性质的强制执行，承担强制拆迁任务，不仅在业务量上将大大增加法院的压力，而且，在司法中立难以确保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拆迁缺乏实质性正义，而法院所进行的审查仅限于形式性、程序性审查，这样规定就很有可能会把行政强制拆迁所引发的争议、矛盾和利益冲突转移到法院，《行政诉讼法》施行初期曾经出现的“法院和行政机关扭成一股绳来对付相对人”之类的猜疑将在所难免，法院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地位和作用便难免受到质疑，司法的权威亦将难以维护。
将“拆迁”改为“搬迁”，并不能完全消除“强制”执行，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问题的关键是“强制”并一定要与“暴力”划等号，“实力”的发动只是万不得已的情形。面对拆迁中“以闹取利”的情形，法院的司法审查可以提供相应强制的正当性，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许还是要依赖于政府的相关对策措施。当然，《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关于禁止采取断水、断电、断气、断路等方式来逼迫被征收人搬迁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相关应对措施及取舍判断程序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细化。
三、“裁执分离”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保障权利救济的制度架构来看，在强调将行政强制执行作为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由行政机关负责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的同时，强调一定程度的司法对行政统制的必要性，确立“裁执分离”模式，则是值得提倡的。
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在现行行政强制执行的制度架构下，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强制执行的任务也并无不妥。尽管《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是，在有关强制执行的制度设置上，《行政诉讼法》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都预设了“在法定期限内”这一缓冲期。换言之，即使发动强制执行程序，也并非没有留出寻求权利救济的相应期间。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可以选择履行补偿决定；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实现相关权益。被征收人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程序。既不履行补偿决定，又不启动权益救济程序，采取放任自流的姿态，这不仅不利于个人权益的实现，也不利于他人权益或者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须强调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相应的催告、指导等事前程序，在此基础上，被征收人依然不履行补偿决定亦不寻求法定的救济途径的，则可由行政机关直接根据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付诸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