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谐的税法是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础。因税收法律、法规粗线条、原则而概括，执法活动当中直接使用的更多的是各种形式的执法解释（财税发、国税发、国税函、国税明电等），“执行法律文件有两千五百多份，现在只有不到一百份属于严格意义税收法律的规章，其他两千四百多件都是涉税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截至2005年）” [⑥]，在行政主导的税收体制下，因政府有征税的内在冲动及追求管理的效率，往往存在扩大解释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情形，而疏于对恣意征税的限制，往往造成实际执行的难度。

　　3、其他利益矛盾的影响

　　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矛盾的增加，其他领域的矛盾往往将税收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如，一些举报案件往往是其他领域矛盾的反映，处理不当，也会使税务机关处于风口浪尖[⑦]；其次，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造就地方政府独立的经济利益，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地区税收竞争等与整体利益相冲突的矛盾并影响税收执法[⑧]；第三，当其他领域的矛盾尖锐时，往往寄希望于税收的调节作用，调节房价寄希望于开征房产税、治理污染寄希望于开征环境税、调节交通压力寄希望于开征机动车排污税。各类社会矛盾进入税收领域，对税收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4、税收执法因素

　　随着近几年依法治税工作的推进，税收执法总体有了很大改善。但仍存在着法律思维欠缺、辩法析理能力低等问题，影响税收执法的法治化转型。同时，税收执法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律解释、行政决定等方面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乱用、滥用执法权的情形。

　　（二）税务人的法律思维模式

　　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理论上有无数种思维方式，但最典型的公共决策的思维方式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和法律思维。政治思维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政治思维最大特点不在于考虑是非，而是强调在思维过程中将政治的利弊权衡作为中心因素考虑；经济思维主要将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为核心因素来考虑，如何用同样成本来获得更大收益，是经济思维要考虑的核心因素；道德思维首先考虑道德上的善恶评价；法律思维就是合法性思考，以合法性为决策的前提[⑨]。

　　税收执法作为一种公共决策，执法是其本质属性，尤其税收强调“法定主义”和“公平主义”，因此法律思维应是税务人的首要思维模式；而对法律实施社会效果的追求必然要求税务人思维的多向度。因此，在和谐社会背景下，税务人应确立以法律思维为主导多向度的思维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