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税收执法的影响

　　对社会转型时期法治理念的探索，体现了对法律运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价值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既相冲突有相统一，一般来说，当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趋于一致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处于高度重合状态，容易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相反，在社会转型期，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新旧并存’的特点，社会关系极不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权利保障功能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③]。因此，特定转型时期对税务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防止单一的法律思维形成机械执法，造成不良社会效果带来风险；同时，也要防止疏离法律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式的执法思维模式带来法律风险；更要防止以个案的特殊性为名，抛开法律的基准，形成权力寻租导致执法权的异化。

　　二、和谐视野下的税务法律思维

　　（一）影响税收执法的“不和谐”因素

　　税收是财富分配的利器，在税收执法的背后可能是几千万财产的分配、可能涉及一个企业的兴衰、可能关系一个人的命运。当前税收执法虽一般不会导致群体性社会矛盾，但其关系经济民生，随着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的增强，税收在和谐构建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这点从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住房房产税的开征、税收增幅超GDP的增长等在社会上引起的热议，可见一般。当前，影响税收执法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在：

　　1、公众的税收意识

　　TAX（税收）一词的原意就是“忍受”的意思，它“意味着社会产品由私人部门向社会公共部门的转移，是对纳税人财产或所得的一种合法的‘侵犯’或‘剥夺’，会造成纳税人财产减少或损失。征税过程始终存在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单纯从利益关系上看，依法收税与依法缴税是一对对立的矛盾”[④]。为协调这种矛盾，现代社会提出了“公共财政”的概念，“税收是文明的对价、是购买公共服务的代价”，但由于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甚满意，对公共预算的参与度、知晓度不高，公众未形成现代税收国家应有的税收意识（包括纳税意识和权利意识）[⑤]。客观讲，“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观念并未成为全社会十分强烈的共识。

　　2、税收立法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