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宋小海，浙江大学法学院。
【注释】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07年第6期。
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7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 http： //www. jcrb. com/n1/jcrb1457/ca648347.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
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局部的完善——对《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页9。
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
参见刘家兴主编：《
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
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页625。
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0。
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
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
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页125-13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
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
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页610。
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页42。
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
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
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
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页62。
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杨立新，见前注，页56。
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
参见王胜明：《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http： //www. npc. gov.cn/npc/zt/2008-02/21/content_1494775. 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10日。
关于这一点，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
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
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页188。
同上注，页187。
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
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01年第3期。
刘家兴，见前注，页327-328。
2001年《
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
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
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
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398。
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
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
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
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
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页43。
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
尽管
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8。
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0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页358。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页19-20。
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
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
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
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
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 http： //www.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8日。
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页68-71。
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
笔者认为，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集权——即将司法权集中、专门由某系列的机关行使而排斥其他系列的机关依法行使。司法独立只能理解成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或承担司法职责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不能简单理解成由单系列的法院集中行使。实际上，司法独立不排斥司法分权，就像“主权独立”不排斥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配置一样。诸如立法、行政、司法之类的分权是国家权力的“首级分权”，它绝不排除对“首级分权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根据实际情况再行“次级分权”，以实现某种制衡。如将行政权划分为执法权和监察权，分别由不同部门或机关行使（我国台湾还专门设置了监察院）。同样司法权也可以再行分权，而且司法分权的模式在理论上也是不限定的，端视一个国家政治、历史和法治文化等具体情形而定。例如在法国，司法权或审判权即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共同行使，分工负责。司法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行政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负责审理行政争议案件。此外，法国又专门设置了管辖权争议裁判法院，用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管辖争议。（参见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14。）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并行设置体制，则属于我国特色的司法分权体制。
抗诉权应借鉴再审之诉实现“司法权化”，是否意味着抗诉程序也应像申请再审程序一样进行“诉讼化改造”呢？对此，笔者暂无确定性的考量。实际上，在再审之诉程序中诉的形式审查和再审事由审查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做法。例如，德国关于再审事由的审查是按照诉讼方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而后再下裁判，应属于诉讼程序。而在日本，再审事由的审查是采取以职权探知、非公开审查和书面审查为原则的决定程序。分别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3；王亚新，见前注，页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