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
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
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化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