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

宋小海

　　引　言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1]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2]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

　　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3]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4]

　　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5]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

　　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6]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7]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 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8]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

　　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9]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10]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政府代理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