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益模糊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
在全书的第二篇——“正义”篇中，作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回溯了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历史流脉。自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概述起，涉及到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分配正义被认作是政治性的议题，而矫正正义则完全是个法律问题，这个泾渭分明的划分在当代遭到了挑战。在在行政国家的浪潮下，司法机关面临的问题在于，“当行政机关使用裁量性的立法权力实现促进再分配任务的目标时，什么是适当的回应？”[5] 在洛克林看来，“虽然接受社会与经济公民权主张带来的压力导致所谓的政治宪法产生了变迁，但是结果是这些以政治主张呈现出来的权利会被行政过程加以过滤，因此在规范的实定法结构当中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认可。”[6] 由于英国的宪法的政治性特征，以及英国涉及社会与经济的公民权的改革普遍认为并没有以严格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英国几乎从未以法律的形式重述、未曾改变法律核心秩序的政治改革为司法机关带来了相当尖锐的挑战。[7] 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在规制国家兴起的背景下，英国司法机关对此极为保守克制的态度。[8] 在现代规制国家下，民主装置、立法机构解决分配正义，司法机构解决矫正正义的传统二元机制，随着社会国的兴起，以及分配正义的法律化趋势而变得日益模糊。如果按照图希奈特“强司法——弱权利”的观点，司法机构对于社会权的过度关涉，是对民主审议装置的侵犯，逾越了其制度能力，在效果上反而会导致社会权保障不利的后果，因而现代社会国中更适宜一种弱形式的司法。[9] 而另一类观点而通过对新兴民主国家的观察，认为新兴司法机构通过对社会权的积极维护，在民主装置尚未发育完整的体制下，反而替代性地实现了权利保障的积极效果。[10] 在传统民主与转轨体制、现代与后现代的短路接合处，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法律与政治的边界变得愈加光怪陆离，正可谓“剪不清，理还乱”。
四、启示：政治宪法vs规范宪法？
那么，如果说马丁.洛克林的理论体系深嵌在西方政治法律发展史的特定背景下，其关于法律——政治二元关系的理论推衍对于转轨体制下的体制变革又有何启示? 联系到当下争论正酣的规范宪法VS.政治宪法的论争，笔者有两点延伸思考，一、对于“规范宪法”而言，“政治司法化”、司法审查的确立在转轨国家中并非是自发生成的，按照汤姆.金斯伯格对诸多东亚新兴民主国家的分析，政治司法化、法律决定政治的出现往往需要“政治僵局”的情形，[11] 而这恰恰是超脱于规范之外、极为“政治化”的条件。在民主机制成熟的国度中，规范宪法的研究范式取向无疑毫无争议，而在转轨体制背景下，规范宪法对于规范的割裂式、真空化的探寻，往往忽视了宪政运作的政治要件，无法回应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二、视角转向“政治宪法”，如果按照马克.图希奈特对政治宪法的理解，“宪法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司法机构借助宪法来保障个体权利，而在于宪法型塑了民主政治的运作机理”。[12] 那么政治宪法学所要思考的便是政治日常运作的真实轨迹以及其与规范文本之间的张力，并探求使民主政治进入宪法涵射范围的路径，不同于规范宪法的路径特征在于，其不再局限于司法主义视角，政治宪法不仅仅满足于司法借助宪法文本与法律解释来实现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而是野心更大，其要将整个政治运作的机理关进宪法的樊笼内。问题在于政治宪法的野心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轻易地对“政治”本身做出“存在即合理”的犬儒判断，要么走向纯理论上的抽象思辨，而忽视转轨社会下的代议制民主的政治运作现实。[13] 对于民主政治研究本身，即可以是抽象演绎罗尔斯式的，亦可以是经验观察托克威尔式的，[14] 政治宪法想要获取更强的说服力，就必须对日常政治的运行有着更精微细致的把握，而后一种经验主义模式才是增强政治宪法生命力的强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