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同层次的法学培养目标不明确，不管是专科、本科阶段，还是硕士教育阶段，学校趋于法学理论的传授，而很少根据不同目标设置一些相关的课程或是组织相应的实践活动。学生从学校毕业后，短时间内很难胜任工作，所以，学生在即将毕业之时，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好像懂一点法律又好像什么都不会做，学生除了一窝蜂考公务员的单纯目标外，欲进入其他什么领域就显得无所是从。想进企业，没有企业运作的基本常识，怎能谈得上企业法务人员或法律顾问？欲从事司法工作还需残酷的筛选，毕竟最终能进的也只是少部分；进了律师事务所，先过“天下第一大考”，即使过的同学，实务也只能在漫长的黑夜中摸索前进，并非在学校中能学到。面对这一切，我们恐怕应该深思当前的法学教育是否脱离实际已经太远。

　　2、课程设置与教材欠合理。目前，中国法学教育从中专到本科的课程设置中，基本上是英语、政治和法律基础课，特别是英语课受中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很多学生为了过英语关，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自己并非喜欢的课程上，导致用在法律专业的时间显得相对少。另外，在法学教育中，开设的课程较为单调，致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面窄，与法律作为一门与社会各方面息息相关的学科性质相背离，毕业学生不能很好胜任、适应工作，表现为沟通能力差、表达不流畅，形成就法律论法律而不能结合现实的局面。

　　在教材方面，中专、专科、本科的教材从总体上说，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大。事实上，中国现有几大系列的教材大多都是由高校教师编写的，甚至一个人参加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教材的编写， 这必然导致教材在体例、内容上的雷同，无法反映不同层次法学专业教学的需要，导致读了专科的学生继续读本科时就成了复习。研究生教育的教材就更缺失了，尽管研究生要根据各自的兴趣来钻研，但必要的各领域的理论指导一定程度是必要的，而现在却很少，使学生走了较多弯路。

　　3、管理上的问题。在成人教育的管理上，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高考制度中断，上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为了弥补教育的不足，国家在大力发展全日制教育的同时， 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发展迅速。应当说，成人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但如今，由于大学的扩招以及社会过分注重“文凭”不良风气的影响，混文凭的现象在成人教育领域较为普遍。为了抢市场，很多大学把成人函授办到县级和乡镇级，纯属“送教育上门”，这样对整个教学过程的监管就出现严重问题，派出教师处于“山高皇帝远”的监管真空中，学员更是“松则读，严则走”，因为一个县或乡不只一个办学点，导致“此处不好混自有好混处”的格局，无证办学、一间屋办学不是很奇怪的现象，这种管理松散、考试舞弊、教学无序的现象严重影响法学教学的质量与声誉，可谓典型的“送法下乡”，却又没有“在乡普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