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条款主要内容有：其一，赋予总统“紧急处分”大权。其二，规定国民大会至迟于1950年12月25日召集临时会，讨论修宪问题，据此，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始终念念不忘督促蒋介石兑现临时条款“修宪”的承诺，以回归五五宪草。[49]国民党政府逃到台岛后，伪国大因为不足法定人数，便擅改法定程序、曲解“宪法”本意，以恢复集会，延续“法统”；其复会之始便与“总统”做交易，共同扩权。发展到极致，它居然“修宪自肥”，增加出席费、设立常设机关，甚至于延长自己的任期，更利用“修宪”权打击“立法院”、报复“大法官”。国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终于“自作孽，不可活”，最终“修宪自杀”，彻底终结了国大制度。[50]

　　四、 国大的悖论（代小结）

　　1.人数的难题

　　国民大会大致而言由每县选举一人组成，总计大约二三千人，看起来代表性要高于民初国会。但是，“按人口计算，英国下议院每个议员代表43000人，我们的国民大会每个代表反要代表150000人，二者相比，孰为直接民主？……谓采用国民大会制，即可改革普通国会代议制的弊端，似不可信。”[51]就实际来看，由三千人组织的国民大会如何运作呢？就直接民主的要求来说，国大人数太少；就功能而言，国大人数太多，无法作为常设机关运作。这样组成国大既满足不了直接民权的需要，也不符合实际政治运作的效能要求。张君劢曾建议由全国人民直接行使政权（首先是选举权）而称之为（无形）国民大会，或者仿照美国总统选举人团的设计组成非常设的国大，但因其与孙文《建国大纲》的构想相去甚远而未被采纳。国大在组成人数的悖论始终没能解决。国大代表只是一群人数更多，但职权相对并不完整的代议士，远谈不上直接民权的象征。

　　2.权力的困境

　　国大没有立法权、预算权、监察权等西方国家国会代表人民控制政府的工具，“修宪又不是经常的事，而所谓政权，除了选举权以外，有人将罢免权当成‘搁置在门后的巨棒’（big stick behind the door），有人把创制与复决两权，以‘门后的两支枪’（two guns behind the door）来形容，为‘备而不用，不是经常要拿来用的权力。’因此，这样设计的国民大会能否有效控制政府，殊值得吾人怀疑。”[52]国大虽然没有控制政府的能力，却很有“修宪作乱”的本钱，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权力结构中，国民大会所处的位置蕴涵着矛盾。因为国民大会会期短、功能少，但国大代表采任期制，而非任务制。只要国大代表在任期中想要有所表现，彰显国民大会为一重要宪政机关，甚或扩张权力与利益，采取修宪作为就会影响原有的权力生态，尤其会与同属议会性质的立法院发生冲突，其他宪政机关也可能会遭受不可预期的风险。”[53]如果国大仅仅是一个人数众多、很少集会的松散机构，虽握有大权，但行使渠道不畅，情况还不是很严重；一旦国大走向常设化，其恣意扩权就很难避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不仅滋生腐败，还会自我“增值”，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权力有自我扩张的趋势，绝对的权力会导致无限的扩权”。国大垄断“修宪”的权力，要想国大“修宪”时不做交易、不寻租、不扩权，恐怕很难。比照民国初年国会的种种丑行，我们可以说国大有过之而无不及。

　　3.“法统”的迷思

　　研究中华民国宪法史，“法统”的观念至关重要。国民党将其统治的正当性（“法统”）寄托于国大代表，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它使得国大代表以“法统的象征”自居，贪得无厌地要钱要权，败坏了国大的风气。与民初一样，当权者标榜形式的“法统”，却玩弄民主法治本身，“民意代表”们也乐得与狼共舞、利益均沾。最终砸了“法统”这块招牌，也断送了国大本身。

　　4.国大的异化

　　国大的消亡并不能根本否定国大的意义，国大的悖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孙中山先生国民大会（权能分治）思想本身；国大的制度设计是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里实现民主的重要探索，这一点不能抹煞。国民大会是一种区别于西方国会的制度设计，国大是主权者（政权行使者），相应的立法院是立法专职机关。与三五百人的国会相比，数千代表组成的国大的确更不容易被腐化、被控制，民意基础也更广泛。1946年的制宪者（如张君劢）把国大设想成美国选举人团式的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可后来的演变是国大国会化，国大代表职业化、议员化，国大与立法院争夺作为议会的政治资源，这才是乱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