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执行的赦免
中国古代帝王握有大赦之权，而儒家一般赞成赦罪，将其作为“德治”、“仁政”的一种表现。所以，尽管法家坚决反对赦罪，但赦罪不仅在古代历史上绵延不绝，并且从汉朝开始形成经常性发布大赦的惯例。 “不但皇帝即位、改年号、册皇后、立太子、生皇孙要赦，平叛乱、遇灾异（包括日月蚀）、帝后有病要赦，郊祀天地、行婚丧寿庆大典要赦，甚至获珍禽异兽也要赦。而且名目繁多，有‘大赦’、‘曲赦’（局部地区）、‘特赦’、‘常赦’、‘恩赦’、‘郊赦’等等。”[9]赦罪的滥用，减少了不少死刑的执行。如唐太宗曾放出390名死罪犯人归家，如期返回后又全部赦免，这一事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最初的赦宥只是针对因过失或意外事件而触犯刑律的轻罪，对这种轻罪罚以赎金犹嫌太重，所以干脆赦免了事，而且专为一人一事而论。后世曲解其旨，经常滥赦，且定为常制。这一状况曾遭到西汉匡衡、东汉王符、宋代欧阳修、明代丘浚等人的激烈批驳，但是历代依然大赦风行。特别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以喇嘛教为国教，其僧侣经常以“修佛事”、“作功德”为名，要求释放在押重犯，包括死刑犯。其国师、帝师等宗教领袖同帝王一样，拥有颁发大赦的权力，严重干预了国家司法权。
据学者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形成了大赦的专门仪式。北齐律规定：到了大赦的那一天凌晨，由朝廷的武库令拿出一只“金鸡”，放置在宫殿门前。把京城在押囚徒全部集中到宫殿前广场上，擂鼓千声，宣告赦令，然后一齐给罪犯解开枷锁。这只金鸡的意思有两种说法：一是看天象的官员发现天上的天鸡星移动位置，就应当有赦，所以做一只金鸡；另一说法是金鸡之制起于西凉的吕光，意思是鸡是八卦中巽的神象，巽为号令，所以以鸡为号令的标志。唐朝的大赦仪式也和北齐一样，当天由武库令布置金鸡和鼓，金鸡高四尺，嘴里叼着一幅红色的绢，系在一根七丈高的高竿上，树立在广场。把罪犯押到皇宫前面，擂鼓千声后再宣诏，当场释放。外地的大赦诏书用绢写成传送。宋代大赦的场面更是热闹，简直就像是杂耍表演：金鸡的高竿挂下四根粗绳，先由四人缘绳攀登到竿顶，抢夺金鸡嘴叼的红绢。擂鼓结束后，装扮成仙人的官员再乘木鹤从城楼上缘绳滑下，向宣诏的官员传递赦书，然后宣旨，把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了喜庆的节日。[10]
五 死刑的废除
自从西汉文、景时期进行了以废除肉刑为主的刑制改革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不断发生主张恢复和反对恢复肉刑的争论，此起彼伏，形成了好几次高潮。但是，关于死刑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虽然早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颠峰阶段的大唐天宝六年，唐玄宗出于“务好生之德”的目的，曾公开下诏废除死刑，[11]但这一举措却没有进入盛唐如此众多的才子、臣子的视野，引起深入而广泛的讨论，该诏令本身也似并未发生实际的效力和影响。尽管在时光静静地流淌了一千多年之后的1893年，浙江人陈虬在其著作《治平通议》[12]中，首次对死刑提出了批判，但仍旧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几乎不为后人所知。为今日大众所耳熟能详的是，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死刑的愤怒谴责。废除死刑的思想之所以较早产生于欧洲，与基督教宣扬生命是上帝给的，世俗的法律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这一观念有关，亦与启蒙运动时期社会契约论的盛行密切相关。与之相对照，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却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一观念。尽管宗教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相当的影响，但外来的佛教与本土自生的道教从未占据正统思想的主流。佛教虽讲慈悲，却宣扬“四大皆空”，认为生就是苦，只有死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身躯不过是个臭皮囊；道教也以抛却凡尘、得道成仙、飞升上天为修炼的主要目标，因而都很少关注死刑。加之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建立了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权，确立了国家刑罚的观念，因而实践中严格贯彻“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原则，法律不允许被害人家属和仇人私下和解，严厉禁止收受赔偿。而西欧中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及古代中国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则将杀人、伤人、抢夺妇女等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犯罪的行为，视为是一种私人之间可以使用赔偿、当作一项债务来解决的侵权行为。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撒利克法典》规定，杀死一个自由的法兰克人，赔偿200个金币就可以了事。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举。这无疑不利于废除死刑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传扬。即便是1893年的陈虬，其批判死刑仍是以“伤天地之和而致阴阳之乱”的中国传统观念为立论基础[13]，而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等思想相去甚远。加之“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只要世界上的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只要贪官污吏还在为非作歹，那么赞同保留死刑的就会大有人在，这是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