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几乎所有古代国家，执行死刑都要求在白天进行。比如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普遍是在“日出之时”处刑。这里的共同考虑因素显然有防范上的理由，也有威慑民众的理由。不过，像中国那样考虑鬼魂阴气因素的却很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报应”，得到“福报”是善事积累的结果，得到“恶报”则是恶事积累的结果。如《周易·坤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说教和传统的“报应”观念相结合，更在民间根深蒂固。
照理说，法官、监斩官、刽子手都是在执行法律，他们合法判人、杀人，不应像一般的杀人行为那样受到报应。不过，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天理”、“人伦”之类的规范体系相比，其神圣色彩要淡薄得多。因此，作为法官、监斩官、刽子手个人来说，总觉得单靠法律护身还不足以避免报应，还必须要靠那“午时三刻”的阳气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来匡正祛邪。
按照清代长随的教科书《公门要略》的说法，当时的法官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字时，是由刑房书吏将死囚的犯由牌（也称姓名标子）倒呈长官，长官提朱笔，刑房书吏就势往上一拖，让死囚姓名上勾到红笔痕，这就算是那枝朱笔签发的死刑执行令，法官不直接对此负责。那枝朱笔就此抛弃，再也不用。而监斩官为了辟邪，出发监斩时总要穿上全套公服，罩一件大红斗篷来辟邪。行刑结束后，总要绕道去城隍庙烧香，让城隍老爷管住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回衙门后还要大放爆竹，官轿再进大门。全体衙役出动，在大堂院落排列整齐，挥动棍棒“排衙”，驱赶鬼魂阴气。 [4]
古代君王为了极力表明自己的不忍刑杀，在死刑执行之日，往往还要作出不食酒肉、取消歌舞娱乐活动等姿态，以示自己的仁德。如唐太宗就曾言：“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下令“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彻乐减膳”等等。[5]
赵旭在《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一文中对唐代死刑行刑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6]《大唐六典》记载：“仍日末后乃行刑。”五代时有人引用唐代的《狱官令》，可以佐证：（后唐长兴）四年（933）六月，大理寺张仁椽？奏：“……准（唐代）《狱官令》：‘诸大辟罪，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告犯状，日末后行刑。’[7]另外，《太平广记》记载，刘崇龟镇南海之日，为引诱杀人后逃窜的罪犯，“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侵夜毙之于市”。[8]为了使其信以为真，死刑的执行必然合乎制度。“侵夜”即刚刚入夜，与“日末”语意吻合。正史与野史相印证，证明唐代的死刑的确是在日末执行（“入夜”当与“日末”同意），并非如近代戏文中表现的“午时三刻”，而是黄昏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