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笔者一再指陈的，百年中国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至少包含四个方面，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它们连贯一体，旨在贯通“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指向的理想愿景是强有力的现代民主国家。[19] 具体说，前两项的落脚点是有效治理的“民族国家”。就此而言，当下中国基本恪尽其功。不仅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渐次发育、居民生活水准和国民素质大幅提高，而且，经由清末以还五、六代人的接续奋斗，表征和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法律、政制框架早已搭建完毕，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终于呈现出大国初兴的繁华景象。当然，说“基本恪尽其功”，就意味着尚未大功告成。其中，撇开海峡两岸四地在政制、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之有待整合、从而蔚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不论，仅就社会而言，其之不见成长，允为症结。时至今日，不仅缺乏一个自觉自为的中间阶级以为缓冲，国家直面原子化的“群众”的状况无所改善，而且，政府直接下海主导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连年大幅增长，反而导致社会空间的进一步萎缩，一般民众对于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倚赖。就后两项来看，重在使得“民族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进而恪臻善治，实现政治成熟和伦理圆善。就此而言，则百年之间，兴革继替，一言难尽，有待努力处尚多;今日政治改革似乎走到了“瓶颈”，建设现代政体的进程颇多顿挫，而且，有陷入“勃列日列夫现象”的趋向。总括来看，上述四项，均有所成，而无一不尚有待于继续努力，但相较而言，后两项尚需努力处更多，也更为艰难曲折，也许，于现实的法制和政制而言，“风险”更大。
如果说上述四项任务表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所孜孜追求的不外是“富强、民主和文明”，因而，大体循沿着从“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向“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和“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路径递次挺进的话，那么，上述第一、二项对应的大致为“富强”这一目标，完成的是“权势国家-权力政治”的建设，并为“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的开展提供法律时空和政治边界，而应当和必须进境于“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即民主政制与政治民主，所谓优良政体者也。二者同德，辐辏用力，有可能导引向“文明国家-文化政治”这一国家建构的最高境界，所谓意义秩序者也。凡此境界，对应于“富强、民主和文明”这一总括性政治憧憬与秩序图景，说明现代国家是权势国家、宪政国家和文明国家的综合体，现代政治不是别的，乃为权力政治、宪法政治和文化政治的三位一体，而分别因应着“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的纷繁世像。[20] 然而，正是在此，刻下精英心志畏缩，心气委琐，推展乏力。一方面，政制无法容涵政治的成长，使得政制自身无法转换为一种公共存在;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发育所造成的公共性需求，客观上要求政制为政治提供更为灵活的用度与广阔的空间，而政制雅不愿为此献身。这样，二者遂紧绷绷的，并出现相互削弱的自我悖反效应，却最终诉诸时刻提心吊胆的“维稳”来打发之，令人浩叹。
在此，“中国问题”的当下症结在于，一方面，现有政制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维持民族国家格局的体制保障，过往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国家间政治”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在相当时段内与时俱进，具有自我更新、应对外部环境的强劲能力。特别是近年来应对自然灾害所展现的强劲国家动员能力，史无前例，蔚为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国家百年奋斗的一大善果，已然不能单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来概括。与此同时，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还即已切身历练的“大国博弈”，使得中国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调处，愈益表现出大度与成熟，颇有气象，说明了这一政制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面前，对于“国家理性”具有相当的自觉。但是，另一方面，自“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的递进，换言之，以民主为核心标志的现代政治在中华大地之诞生，一种“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状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早晚要来的事，人心所向，势所必然，对此同样应当抱持高度自觉，而这进而意味着这一体制本身必须做出重大转型，一种根本性变革，如此方能满足“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以“民主国家”为凝聚力的“民族国家”，才能获秉强健的国家能力，国民在此基于公民的自我体认，可得奉献一己忠诚;而在“民族国家”时空内上演的“民主国家”，才能蔚为贴心的家园，国民于此返身自顾，在市民的定位中，方会认同其为惬意居所。如此，“中国”这一浩瀚时空，既高扬公民理想，努力成为一种公共政治空间，又慰藉民族理想，蔚为国民空间。假以时日，土壤细流，其所成就的将会是“文明国家-文化政治”的恢弘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