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此，吾人不得不正视，而痛彻肺腑的是，三十年间，从“法制建设”到“建设法治国家”，认识愈深，法网愈密，大架子慢慢搭起来了，人民对于法治的憧憬一往情深，可公权力反倒带头违法，愈演愈烈，实为始料之所未及。作者秉笔之际，私权入宪有日，惜农早成国是，私法愈益缜密，可新型“圈地运动”竭尽坑农伎俩，令人情何以堪![12] 如此悖逆，不仅无情嘲讽着人民的法律信仰，而且，使得一切“守法”宣谕，即刻等于零。进而，使得人民对于其背后的政制能力和政治诚意，不免疑窦重重，或者，干脆压根儿就不再相信。而一个失信于民的政制，何得谓“长治久安”？不宁唯是，囿于旧制惯性，即便张扬法制，整肃紊乱，可方式方法本身恰恰悖逆目的，因而，反倒“损害”法制，至少造成“损害”法制的社会心理印象，与“法治精神”更是南辕北辙。小而言之，将受刑人五花大绑，挂牌插草，游街示众，或者，将可怜兮兮、走投无路的卖淫女当街示众，以示羞辱，不仅本身已然违法，而且，它所宣扬的恰恰是暴力，一种毫无德性自觉的赤裸裸的暴力，在糟蹋尽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微薄公权德性资源之际，羞辱着包括体制自身在内的一切人等，离间了国民与自己国家本应存在的血肉关系，令人齿冷心寒之余，甚至反而可能催生、放纵出部分国民的阴暗心理，将包括体制在内的一切彻底拉进人性的黑暗深渊。它们或许与某种“法制”沾亲带故，而与“法治”则绝不搭界。[13]大而言之，启自1983年夏季的“严打”，以及去年突进于重庆的“打黑”，霹雳手段，展现了行政担当及其才干，也赢得了一般百姓的称赞，而且，据笔者的了解，社会公众安全感同时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是，凡此作业，不仅是以一定程度的损害法治为代价的，而且，反倒使得政治层面的安全感普遍降低，造成了一种公权本身局部准法西斯化倾向，更是让人对于法制和法治的官式宣谕不得不产生了“挂羊头卖狗肉”之喟。[14]
实际上，最近几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大家原本以为市场可得分化一部分治理，同时，藉由社会的发育以及学统的渐次成长，形成四者各有畛域、彼此呼应的格局，以收制约太过嚣张的权力之效。不料，与上述公权力之“带头违法”互为表里的是，市场化的结果却导致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了以超强既得利益为核心的权贵资本主义形态，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局面，加剧了“坏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恶质化，与权力的专制联袂而来的是资本的专制，造成了局部范围和地区中始料不及的公共权力的“私性化”与“准黑化”。[15]在此情形下，与“公民维权”、“私产入宪”和“人权入宪”等进程相对照的，是这几年公权力的“疯狂反扑”，不仅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控制社会领域的势头加剧，而且，对于舆论监督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亦且更上层楼。例如，对于“信访条例”的修订，进一步收窄了闻听渠道，甚至有“三人不得成行”之制，让社会齿冷。对于“保密法”的修订，不仅未能满足社会知情权的渴望，相反，却设限多多，反而自原有阵脚后撤。继“网络实名制”之后，“手机实名制”乃至于“洗浴实名制”、“菜刀实名制”随之登场，“透明化”在指向普通公民之际，诸如“财产阳光制度”一类的针对官员的举措却止步不前，隐私保护之重官轻民，无以复加。[16]在司法领域，“讲政治”的总体氛围下，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有增无减，并且内化为司法界的自我约束，有效抑制了任何“脱轨”冲动，曾几何时一度以现代司法为指向的司法改革已然停止。凡此一切，不仅说明对于手段的选择性从来都受制于价值认同的自我定位，而且，昭昭表明当下政制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紧张。[17]
政制与政治的紧张
如同法制与法治之别，“政制”与“政治”二位一体，在层次、境界、准则和修习次第上，既彼此牵连顾盼，又各有自家畛域。换言之，但凡搭建起民族国家框架，摆脱“无法无天”状况，基本能够维持法律、秩序和公共生活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体制，即为一种法制和政制，甚至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法制和政制，而不论其政体形态，更不对它作什么自然法式的省视和政治正义追问。其反面是所谓的“弱国家”与“失败国家”，不仅难言经济社会发展和建构优良政体，而且，连基本秩序也无，国家能力羸弱，行政效能严重不足，多数时候处于失范状态，公共生活自无保障，法律和规范亦且形同虚设。海地大地震后的饿殍载道，索马里的盗贼蜂起，阿富汗之四分五裂，可为其例。这其间，自“弱国家”、“失败国家”至“成功国家”，至少存在“失范”、“基本治理”、“有效治理”和“善治”等层次，展示出人类政治秩序与政治智慧的地方性差别。[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