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而言，法国大革命以还的晚近人类政治故事，一个基本套路是，大凡“革命”之际，多率性伸言权力就是暴力，如毛泽东所言，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摧枯拉朽，而非“请客吃饭、绣花绘画”。这是因革当口，或者，政制草创、未及矫饰之际的表达，也是真切上演的实践，更是基于“解放哲学”的理念宣泄。但是，事过境迁，倘若一切走向常态，则多尽速自我正当化，制礼作乐，“盛世修典”也。此时，政治为政制而登场，法权随之翩然降临，为政治缝制晚礼服。大率而言，现代政治提供的正当性赋予机制，不外经由相互承认的法权安排，由权利授予权力。因此，无论是法权还是权力，其合法性均在于权利的授权，而且，是一种严格循沿程序、附着于一定仪式的实现合法性的授受活动。具有这一特质的机制不是别的，就是民主。晚礼服若非以权利为质料，则权力的肉身难得脱胎为法权。倘若一切顺利，则人民作为选民，由此登场，“芸芸众生”的市民和国民在此一转身成为公民，而只有公民，不是什么前政治的“群众”，才是一种政治存在，一种摆脱私性存在属性的公共性存在，也才可能有望免于任人宰割的命运。[4]
以此观之，则“普法运动”的最大功德，就在于不期然间演绎出了这一现代法理，将此现代政治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成为人人不言自明之理，浅层次地进行了一场全民政治心智操练，为可能刻下正在积蓄力量、即将登场的新型政制及其政治预予思想准备。经此洗礼，使得一切无此程序和仪式的权力形态，在顿时遭临空前巨大的合法性质问与正当性压力的同时，根本上失去了一切自我辩解的可能性，只好硬挺。而硬挺，既非政治之福，更非国族之福，实际导致了僵局。化解僵局，除非不得已遭临“宪法时刻”，在尊重社会生活自我演生的同时，最好的流程还是启动法权程序。正是在此，“普法”讲述的常态政制流程与追求的公共事务进程，向全体国民，尤其是她的年轻一代，提示了这一依赖于法权程序的现代治道的可欲性。——实际上，它是以“再启蒙”的方式，恢复这个民族有关此种可欲性的历史记忆。实际上，基于公共协商、程序理性和实用理性的现代法权，不仅其用在有裨于化解僵局，落实政道，而且，更在于增益政制的有效性，修正政治的正当性，进而，于实现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与政制的和解、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与政治的沟通之际，可望为缔造公共空间提供最低限度的共识及其制度凭藉。“依法维权”蔚为思潮，见诸神州大地的公民实践;依法行政成为全体国民的政治期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而向往就是压力;立法听证虽说流于形式，但有形式总是强于连形式也无。凡此种种，不过为此法权意识推导出来的实践例证而已，并进一步推展为下述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和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
市民的政治经济学与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
“普法运动”渐次揭示的现代法制及其法意，向全体国民彰显了一种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宣示着关于生活伦理的现代法权立场。本来，启蒙的政治经济学消隐，市民的政治经济学彰显，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其实是晚近三数个世纪间逐渐推演的全球性世俗化进程的中国版本，而于此时此刻，中国百年社会历史转型的收尾时段，翩然登场而已。就市民的政治经济学而言，安宁有序的俗世生活，“小康”社会的市民憧憬，厘定产权关系与获享经营自由的康乐愿景，对于自己的一生保有大致有所预期和预设的可能性，均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生活伦理的法权立场来看，举凡人道博爱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与公平正义、礼仪廉耻与温良恭俭、良善生活与美好社会，凡此诸项，经由“文革”后文化复兴式的“平凡昭雪”，以及市场经济的正反两面淬砺，已然成为考量社会的可欲性，进而成为追究政制的正当性的指标，并随着法制的逐步走向健全，特别是私法规则的慢慢缝缀和细密化，而落实于生活伦理的法权化过程之中，演绎为一己“私人”的私德判准，人际互动的“关系”伦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换言之，传统的义利之辨由此可得换形为“一准于法”的权利得失，所谓“依法办事”也。经此转折，现代法权在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的同时，提供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市民生活的新型平台，也不妨说就是一种新型伦理。在此，“普法运动”对于私权进行的躲躲闪闪而又不可回避的现代法权宣谕，特别是对于“私产入宪”式的政制德绩的媒体渲染，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整体合法性叙事的登场，私法理念之渐次进入生活层面，而广为流布，深入人心，蔚成一种“法教”式的现代市民心性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