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运动”的政治经济学 （一）
许章润
【全文】
晚近二十多年的“普法运动”，推导自官方，流行于社会，蔚为一种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似乎也是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涵育过程，而恰成一场“运动”，一种不同于二十世纪中国人记忆深处任何“政治运动”的社会政治运动。今天回头来看，因有将近三十年的纵深，使得我们能够对它作出阶段性评判。总括来看，这场“运动”的本意在于灌输选择性的法制意识，以守法公民作为最终期待产品，旨在营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忽略了对于法律本身的政治正义追问，也无遑就生活方式及其正当性考量做出切实回应，特别是着意回避了有关政制与政体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因而，对于本予回应的重大问题，便采取了选择性回答，或者，悬置起来，不去触碰，诉诸“延迟战略”。在此，仅就“守法”一项举例而言，则大致的追问包括：为何需要“守法”？遵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是否可能、应当和值得遵守？以及，法律本身是否存在合法性？法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究属何种关系，又有何层面与境界之别？进而，公民是否具有不服从乃至于积极反抗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不经意间，“普法运动”却在一般社会阶层，特别是普罗大众中间，引领出一种自然法式的法权意识，催生出全体国民比较视野下对于法治境界的深情憧憬和强烈向往，促发了遍地开花的“公民维权运动”，唤起了中国语境下关于法律正义、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全民性思考热情，甚而改变或者有望改变政府的行政方式。进而，它呈现出促进中国政制转型、培育中国政治的现实可能性。[1]
凡此种种，所为何来，欲将何往？其间呈现出何种消长起伏的态势？对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着何种正负两面的影响？置身其间，当事人已然、应当与可能采行何种措置？此时此刻，“普法运动”实际上已然走到尽头，不可能再有和作为，法制和法治既非其所能旦夕恪尽其功，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自有轨辙，亦非其独力即可傅粉施朱，而曾经喧嚣的一切，似乎“由绚烂而归于平静”，因而，瞻前顾后，吾人职责所系，正需予以事实梳理，慎予深切的理论反思。
一、一个时代的记忆：用法制敲动政治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普法运动”必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载述着运用法制铺展“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努力，以及由此展现的国家理性涵育过程中的重重纠结。
法权时代降临的全民加冕典礼
首先，“普法运动”为中国法权时代的降临举行了一场全民加冕典礼。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换言之，它的出现本身就已说明，当下政制真切地意识到专权擅断、“无法无天”的治理秩序已然走到了尽头，早晚必定收场，提醒我们法律文明秩序之终将登场，而预为梳理，有所因应。至少，经由此番修理，可以暂时制止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而为正当性的再造另辟蹊径。毕竟，提供秩序、规范和安全等公共产品，是政制存在的理由，更是政治诞生的前提，如果政制和政治刻意延祚，就必须正视这一自我必然性，兑现历史预期。而且，在政治发展和文明转型的历史视野下，一个基本清晰的脉络是，自宗教文明、伦理文明而转型于法律文明秩序，是晚近世界的大势，一种世界性强势主流文明主导下的秩序格局，虽“国情”而不能免，起初可能概属“不得不然”，其后必然转而“有以然哉”。“普法”的应运而生，不过是在不自觉间接应着这一时代，将至晚启自清末变法更张的这一中国文明秩序转型，以大张旗鼓的方式更作渲染而已。
在此语境下，可以看出，当年倡行“普法运动”，主导者“选择性”的立意可能首先源自“文革”教训，溯自秩序失范的惨痛记忆，不排除旨在着意于训育人民，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起步，而以加强专政、巩固政制为归依。但是，曾几何时，法治本身的固有内涵终究非言词所能刻意遮蔽，必将顺流而下，排挞而出。尤有甚者，反倒可能因其歪曲性解说而愈益不屈彰显。一旦将法制或者法治从笼中放出，则其自我必然性终究要转换为现实性，这既为当年法制在欧美登场的历史所早已证实，亦为今日眼面前的中国进程所一再映现，说明理一相殊，万物总有其源流。无他，上述三大文明秩序递次转型的发生，源于世道变了，政道和治道因而随之转圜而已，法治及其自我必然性之步入历史进程，正属于“有以然哉”。君不见，当今中国，迄而至今，浸淫既久，蔓延已广，“法治”蔚成全体国民的时代意识，虽既得利益曲意诿饰，终究难登台面。试想，当今之世，至少在理念层面，舍祛“法制”或者“法治”的支撑，任何权力均会失去其合法性，更无正当性，本不是什么尚需证说的大道理;同时，如同下文将要举列的，虽然公权力“带头违法”不曾稍息，可一旦曝光，必招致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弹、齐声讨伐，从而最终可能迫使前者作出正面回应，哪怕是有限回应，也说明“普法”造成的法治观念之深入人心，而成浩浩荡荡之时代诉求也。“普法”因应其间，迎接这一时代，为这一时代张本，也使自己汇入了这一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