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