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的服务应当是廉价的。从上面几个基本原理出发，人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廉价的服务，契约理论和为人民服务，可以作为根据。我们的政府提供的服务，廉价不廉价呢？这里介绍几个统计数据：1978年，国民总收入是3645.2亿元，国家财政支出是1122.0亿元，其中，行政管理费（现在叫一般公共服务，就是维持政府机关设施、办公费用和公务员工资福利的费用）支出是49.09亿元。换言之，1978年，人民支付49.09亿元，就购买了政府的服务，应当说当时政府的服务是廉价的。30年之后，2008年的国民总收入是302853.4亿元，国家财政支出62427亿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行政管理费）支出是9831.3亿元，是1978年的200倍。换言之，1978年，人民用49.09亿元就购买了政府的服务，2008年却用了9831亿元。经过30年的时间，国民总收入翻了88倍，国家财政支出翻了55倍，人民用来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却翻了200倍！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惊人的成就，与政府的服务密切相关，这不错。但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过巨大了！太不成比例了！是过分昂贵的服务。并且，这个服务当中存在着巨大的浪费。上一届全国政协开会，有一个界别的代表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批评政府每年用于所谓“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费用，不下6、7千亿元。这个数字令人惊讶、惊叹！后来媒体上有一个似乎是官方的答复，说并没有那么多。但始终不说究竟是多少。6千亿元，打一个对折，3千亿元也是巨大的数字。每年3千亿元用于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个浪费也是足够惊人的！
其次，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廉洁。为人民服务，依法行政，这些基本原理都支持这个要求。要求廉洁的服务、廉洁的政府。前面专家的发言已经谈到政府腐败问题如何严重，我就不罗列腐败的例子了。只说一下因行政腐败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如三鹿奶粉事件，起因于我们政府主管部门的腐败。腐败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是多大呢？截至2009年1月，全国累计筛查2240.1万人，报告患儿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死亡6人。温家宝总理指出，普查了受到影响的儿童3000万人，国家为此支出20亿元。政府官员腐败，可能贪污受贿几十万、几百万，但所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和国家的损害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计量的。我们的政府远没有做到廉洁。
再次谈政府的文明服务。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就是“法治文明与公平正义”，我们的政府提供服务应该是文明的，前面提到的几项基本原理都支持这个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是否做到了文明服务？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统计，只说媒体报道的一些典型的事例就行了，诸如“钓鱼执法”，“开胸验肺”，城管干部打骂摊贩、毁损摊贩的商品的事例数不胜数。北京还发生过悲剧。这些都不说，单说一个“刑讯逼供”，是中华民族的难言之痛、难言之耻！我们的立法机关到欧洲、美国考察，问你们的警察在看守所打死嫌疑人怎么办？人家很惊讶，警察怎么可能在看守所里面打死嫌疑人？因为人家的看守所不归警察局管。我担任十届政协委员时就提了提案，建议把羁押场所划归司法部，公安部不同意，提出搞全程录像，认为全程录像可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我在本届人大再次建议将羁押场所划归司法部，彻底根绝刑讯逼供，并且估算了一下，实施全程录像，全国县、市两级配备全程录像设施就要15亿元，全程录像设备的运用，包括技术人员工资、住房、福利和设备维护保养及配件、易耗品等开支，每年至少要10亿元。可见，所谓全程录像，是十足的馊主意。花如此大的代价，杜绝没有杜绝刑讯逼供呢？没有。我们看到从杜培武开始，到佘祥林，最近的赵作海等，这个因刑讯逼供被冤枉错判的名单还在往下排下去。最近媒体报道，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人在监狱服刑碰见了真凶，说服真凶自首，冤案才得到纠正。在12.4晚会上，一位检察官说得好，他说这些冤案因死者复生、真凶出现而获得纠正，是事实的胜利，不是法治的胜利。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中央政法委在答复这个建议时说，这个建议具有建设性。中华民族号称文明古国，有最悠久的文明。刑讯逼供问题的严重存在，长期不能根绝，证明我们的政府行为之不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