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律师做无罪辩护的案件，在法庭调查阶段，应当查明有关的量刑事实。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定罪辩护和量刑辩护是可以共同出现的，而非是选择关系。

　　（三） 量刑辩护的局限

　　在刑事审判程序中，我国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是英美法系的“二分模式”。根据刑事诉讼法和量刑程序若干问题意见的规定，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查明对被告人适用法定刑幅度以及其他从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这种程序设计已设定了辩护的范围和路线，辩护人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辩护人为了全面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得不在法庭调查阶段前去准备有关案件量刑的事务。特别是辩护方认为案件事实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也要进行调查，充分准备相关的量刑材料。否则，会失去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抗辩机会。在这种状况下，辩护方工作量将会显着增加。

　　量刑辩护的顺利进行，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文件中，都有司法机关全面调查取证的义务规定。在现实状态的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由于案多人少等各种原因是很少或者不进行涉及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减轻和免予处罚事实的调查。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其义务的法律制裁后果，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无从获得法律救济。此时，被告人的辩护权几乎形同虚设。在律师介入的刑事案件中，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情节由律师调查取证。虽然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规定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也是宣示性的，没有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加以保障，再加上刑法306条时而被随意使用。实务中律师调查取证常常功倍事半，风险极大，难尽人意。另外，会见难、阅卷难、执法观念和司法环境等因素都是量刑辩护顺利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