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战争或者战备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治下，对于治下的百姓的管理除了前述的政治动员外，还得处置治下发生的日常生活纠纷，则出现了处置纠纷的人民法院。这一法院虽然处置纠纷，即解决具体当时人的纠纷，但是对于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一个宏观的背景现实需要解决，集中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对抗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这个纠纷解决得服从这个大局。进一步说，这时纠纷不仅仅需要解决，更需要在当事人中间，甚至当事人所处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与稳定，更是需要一种团结，一种紧密的团结。因此，纠纷的解决，不仅仅解决纠纷问题，还需要将纠纷发生的根源以及潜在的后果处理好，这不是司法权可以解决的，这需要政治的介入与配合。当时的边区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纠纷，就只能发挥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本身具有的若干政治因素。人民法院的法官，比如说当时的马锡五就深入群众，走访社区，了解民情、事实，不仅仅解决纠纷，还处理发生在萌芽状态的矛盾与纠纷，还处理潜在的纠纷与矛盾。因此，在这里，司法不再仅仅是司法，而是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政治。

　　也就是说，在这种战争状态下，共产党无法去认识、也没有时间去认识司法本身运行的规律，在当时的艰巨任务面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完成，就必须做到司法本身即政治，让司法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就只有政治，没有所谓的现代司法，在当时不可能有现代司法，也没有必要有司法。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司法传统就具有了何永军博士所总结的——法官司法要服从党的领导、法官司法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法官司法要走群众路线、法官司法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法官在司法时、甚至之前必须德才兼备——五个特征。而且在笔者看来，这五个特征的司法传统对于中国的百姓而言，更具有民主性、公开性，比当时现代的司法来说有吸引力多了！

　　然，上述描绘是战争年代，在战争年代活着就是一件大事，能活着，特别是为理想而活着，其他的权利暂时可以放弃。但是，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1949年以后），我们不再面临战争的非常规状态时，我们如何对待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在1949年以后，文革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有法律保障的人民法院，而且成为了全国重要的部门之一，而不再像在解放区地区的景象。然，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了完成一系列的历史任务，比如说，继续实现全国的统一、抗美援朝以及建立共和国的经济基础，这时的司法传统不仅仅继承了原来在解放区的纠纷解决模式，即把司法当成政治的一部分，而且还有扩大化趋势，即正如一位学人考察的，“1952年的司法改革……那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组织与整顿和思想整顿运动，而且还具有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在纠纷解决方面，作为群众路线的司法则是“……动员型参与策略：通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使群众逐渐接受和掌握新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与治理技术，由被动的卷入到主动的参与……[15]”，以建立新中国存在的各种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新中国文革以前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开始总结与运用在解放区形成的司法传统，即司法仍然是政治，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展开，司法已经有了比在根据地时期的重要性，至少在党和政府领导人眼里，其在发挥做了，虽然在这时政治因素还在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