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民法的前景与展望
只要继续走法治之路，那么民事立法就不会停滞不前。从现在世界的私法发展动态来看，我们似乎可以预计，中国民法建设不可避免会面临以下挑战。
（一）如何步入制度化和生活化
研究法制现代化的法学家，如川岛武宜、昂格尔等，都注意到了法意识与制度的相互依存关系。法意识是法治的先决条件，否则法治寸步难行，在法律后发国家贯彻法治，首要的难题便是法意识的缺席，或者说传统文化意识的不协调；但是，空有法意识而无制度改进、法运用，法治仍然无从落实。[16]《
民法通则》以及之后的数次民事立法开启了民法意识的启蒙之门，这应该是民法建设或者说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然而，民法的发展由此只是刚刚起步，往下只有完成制度化和生活化，才能算是大功告成。首先，须经由启蒙而制度。通过更为完备的民事立法，完成相关民法制度的继受和发展，使民法观念、价值和思想得以达成制度的落实，如此可以避免，在空有法观念的情况下防御无据，落入所谓的“旧势力容易与反法治的合谋复辟”（依稀记得似为季卫东教授语）。其次，须经由制度而生活。王泽鉴教授谓之“判例层面的继受”，应是此项民法生活化的重要部分。[17]民法“守法”具有特殊性，就是应该使民法制度变成生活事实，唯有如此，民法才有实际意义。
（二）如何转向“软性法治”
我们已经注意到，法学方法论在当今炙手可热，度其原因，正是民法的特殊实践造就的。[18]这种注重包括评价、权衡因素在内的方法论，塑造了民法适用的一种“软性法治”的特性，与传统的“刚性法治”发生区别，后者是一种严格固守文本的实践。民法的“软性法治”在今天尤其具有必要，这是因为，其采取制定法形式时，由于表达的抽象性和经济性，有关规则不免过于刚性，而当今世界已经到了复杂无比的程度，资源紧缺、社会信仰的多样、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城市拥堵等等，必然要求民法适用的灵活性。伯克利学派的诺内克、塞尔兹尼克在其着作中提出“回应型法治”，大概也正是为此，这种法治模式，具有以下特点：法律实践由目的引导；要求法制具有开放性和弹性，参与者必须遵守法律但又允许参与者变革法律；法律设计更注重效率。[19]
民法的发展，应以现代化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整体配套为保障，这首先体现在全部法律体系应从内在基础的意义上为民法正位，或谓民法优位。所以，在以
宪法作为上级法的情形，应该将民法的基本制度、原则提升为宪法规范，使之成为全部法律体系的基础，成为节制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实质根据。然而，现行1982年
宪法，虽然在形式上开启了法治，但是在实质上并没有确立私法主法，因为其制定之时并非于市场经济目标确定之际，而是于公有化进程的最后阶段，可谓公有化的尾声。其中，第6条确立公有制为基础；第7条确立国营经济为主体；第8条确立合作经济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态；尤其是第9条和第10条确立自然资源、土地一律属于国有或者集体所有，从而在
宪法角度确认了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全面公有化；第
15条确立实行计划经济。[20]这说明，1982年
宪法的框架在根本上难以容纳之后国家提出的市场经济目标，尽管此后发生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宪，但这一框架制约了在许多基本的问题上无法突破局限给市场松绑。在这种意义上说，1986年出台的《
民法通则》是民法的开始，也是与1982年
宪法的基本框架冲突的开始，后来的民事立法越走向深入，也就意味着与1982年
宪法的裂痕越深。现在看起来，应该考虑主动打开
宪法局面，将民法这个法律体系的内在基础在
宪法中加以更大程度的确立，私人生命、财产（包含所有权、契约自由）和私生活的安全和自由等应提升为
宪法基本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