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层次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这些法规大致包含：《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可转换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同《证券法》的规定相比，这些法规的规定更为细致，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上市公司在各环节中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和形式都作出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行政法规的内容要受到制定机关权限的限制，同时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也不得有行政法规固定，应属于法律保留事项。
第三层次是中国证监会制定的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规制的部门规章。主要包括：《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从专业的角度和更为微观的视角细致规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中的每一个操作细节，为评价和监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客观标准。但是，这些规定基本都是具体的操作性规定，仅仅对于指导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以及对该行为的监督有具体的意义，而对于整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影响甚微。
上述三个层面的规范，就对制度构建方面而言，法律的影响最大，法律的框架和内容勾画出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结构，行政法规具体地将这个框架中的内容进行充实，而部门规章则是将具体的内容进一步细化。这三个层次的规范共同构筑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