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主义来源于英国，那么他对世界的法律的影响是深远的。法国的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受英国判例影响下产生的。由此可见，判例对于政治运动、立宪运动和现在的宪政政治的影响。

　　法条主义不是法律国家主义的专利，同时也是法律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因为立法机关成员来源于社会的基本成员，因此所有的法律社会主义的体制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存在相应的法典或者说法条。而法律国家主义的立法机关的人员，往往是从形式上，看似来源于社会，实质上他是执政者的指定，是执政者的代言人。

　　我国的法条主义是国家主义旗帜下的法条主义，因此这样的法条往往会产生相应的与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中弱势的、贫苦的社会成员发生脱节。为什么呢？因为立法机关的相应人员并不是这些人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利益集团的，或者说执政集团的指定。因此，他们会更关注利益集团和执政集团，而不是更关注社会的弱势的、贫苦的社会成员。

　　就从我们国家的社会暴力性事件，足以看出这一倪端。为什么总是农民上访？为什么总是下岗职工上访？为什么总会有一些农民工爬烟筒？因为他们都是弱势的群体，他们不直接选举自己的立法代表，所以立法不会刻意的去注意他们。更多的是注意统治者的要求，从几次宪法修改，我们就看到的，就是这个苗头。只要统治者说点什么，就要修改宪法。结果宪法就像哲学教材，当然观点还不一定正确。

　　权力是什么？他是法律国家主义的下的统治，他是法律社会主义下的法治。统治是什么？统治就是对多人的管理和控制。国家是什么？控制一定地域的政治团体。我们这里，不是指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说，从法律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可以导出有一定控制地域的匪帮，他们的生活是一种法律状态。

　　那么没有一定地域的匪帮或者畸形的社会团体，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法律状态呢？答案也是令大家吃惊的，他们也是一种法律状态。原因就是从法律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习惯的人组合在一起，他们的习惯，就是调整他们行为的法律。

　　所谓，盗亦有道，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习惯，是否符合道德上的正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法哲学中的法的精神和法的正义理念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