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里，我们觉得“评价工具在道德、是非范畴内的善恶是假命题”是没根据的，原因就是他太狭义了工具的概念。

　　权力含有控制之意，但控制绝不是权力。否则，绑架者控制住被绑架者，岂不是就拥有了权力？卢梭曾经假设，如果暴力可以产生权力，那么抢劫也是权力。

　　这里我们看到，暴力者，往往使用武器，武器是工具。当有人用枪指着人的时候，让拿出钱，一般人都会拿出钱。但是，他凭什么让别人拿出钱？不是法律，而是枪。在这里面，枪产生的凭据，并不是合法的根据，因此有枪并不是权力。因为在这里，拥有枪支本身可能就不合法，同时指着别人让他拿钱，肯定也不会是合法的了。

　　假如一个匪帮，他处理内部不守规矩的人，那么这个帮会老大有没有这个权力呢？答案是有。因为一个匪帮，是一个自愿结合的合理组织，进入这个组织，便是接受了规矩。不受这个规矩，当然要受到处罚。但是这个规矩对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如何认识法，他是否合法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规定。比如国共时期，*产党处理叛徒的行为，在国民党那里，他是不合法的。在*产党那里，它是合法的，这里的法指什么？哪个法又是我们所说的法呢？

　　从法律国家主义的立场来看，法律是来源于国家统治的需要。根据这一立场，法律可分为国家行为主义和法条主义。我们说文革期间以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都奉行国家行为主义。国家行为主义的特点就是元首的指示，就是最高的法律。法条主义要求国家具有立法机关，只有他弄出来的东西，才能成为法律。如果从法条主义的观点出发，共产党当时不可能立法条，因为他没有立法机关。因此，他的控制区，都是国家行为主义。

　　从法律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法律是社会的人们行为规范的结晶或者说总结。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又可分为惯例主义、判例主义和法条主义。

　　实质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并不像五四运动所说的那么黑暗。除了意识形态以外，法律大多来源于民俗和礼遇。这些民俗和礼遇，实质上就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在这个意义上，将古代的礼，称为礼法是恰当的。正是这些民俗和礼遇的发展，导致中国的古代的文明古邦的盛誉。

　　中国古代的习惯和惯例，不但是调整民事行为的规范，有时都是调整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规范。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总听见元老大臣们一个观点，我朝没有先例。由此可见，先例对于体制的重要的规范作用。在这种意义上，他其实就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