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力的存在，新月也许说的很明确了，那是很糟糕的，但不一定是最糟糕的。但是如果权力导致恶，在这样的社会，那一定是最糟糕的！希特勒时代，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不都是历史的权力之恶吗？而这些时代往往是权力没有限制的时代。

　　很多时代，权力好像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权力者本身却要通过善来来遏制权力，这样的时代有时也很具有人气，很具有魅力。比如李世民，他本可以不限制自己的皇权，但是他最终通过某种方式限制了这个皇权。因此才出现了一个历史的鼎盛。我们来看看历史，哪一个社会的鼎盛时期，不是权力通过某种方式被限制？而现在西方的鼎盛，也恰恰说明权力被限制的必要性。

　　当然，在新月的《权力是一种“天然的恶”吗？》一文中试图论证一个权力与权利的界限问题。而实质上，这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所以我们看到，新月在这个问题上，并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权力和权利画一个界限呢？原因就是权力和权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假如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彻底的分裂开来，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们暂且抛弃国家来源的学说，仅以现实的国家为例。实质上，没有人的权利，权力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谁又能否认，执行权力的人，而这种执行权力，不是一种权利呢？问题是谁有权利执行这个权力，而不是谁在执行这个权力！当然，这是权利观念觉醒以后的问题。如果回到愚昧时期，这个问题还存在吗？

　　权力的正当性在于有权利，而有权利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这里面，“君让臣死”和“父让子亡”，到底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权利？

　　当你把君王作为人的角度来考虑，他就是权利。当你把他看做一个国家或者制度的角度来考虑，他就是权力。而父亲，在古代，其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因此说，权力是一种扩大了的权利。没有权利的存在，实质上，无论如何，我们也谈不出权力。而权利之所以被扩大，恰恰就是一个社会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现象，我们都可以用合力，解释权利与权力，无论当时对这种现象如何诠释。

　　比如农民起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权力的对抗。这里是指，统治者是一个合力，是一个权力。而造反队伍何尝又不是一个合力呢，因此他也是一个权力。假如我们将统治者的权力视为拥护者的钟情（权利的自愿让渡或者说原始拟制）。那么造反者对于头领的追随，何尝又不是另寻新欢（对于权利的另外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