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之所以根据不同标准会对郭玉生案作出不同的评判，主要是缘于贪污受贿罪规定了交叉刑。

　　二、贪污受贿罪交叉刑的表现及原因

　　在我国刑法典中交叉刑只存在于贪污受贿罪中。刑法第383条中第一项至第四项共规定了四个档次的法定刑，各档次之间轻重衔接缺乏严格的梯度，交叉现象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1.第一档次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其对应的数额标准是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刑罚调整为死刑。第二档次的法定刑为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对应的数额标准是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的”，刑罚调整为无期徒刑。第一档次的法定刑和第二档次的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部分是交叉重合的。2.第三档次的法定刑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对应的数额标准是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情节严重的”，刑罚调整为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与第二档次中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部分是交叉重合的。3.第四档次的法定刑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对应的数额标准是不满5千元。其中1、2年有期徒刑部分又与第三档次是交叉重合的。同时，第一档次的法定最低刑为10年，第三档次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两者之间完全包容了第二档次所规定的5年以上10年以下部分。另外，每个档次的法定最高刑又都超过了上一个档次法定最低刑。

　　不少同志认为，交叉刑的规定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重处罚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值得商榷。理由是：第一，如果说交叉刑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严处罚精神，那在贪污贿赂罪一章中，为什么其他罪名没有规定交叉刑呢？此外，第九章渎职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当比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更应从重处罚，但为什么也没有规定交叉刑呢？第二，根据司法解释规定，我国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标准，是指盗窃500元到2000元，而刑法第383条规定的贪污罪的定罪标准一般是5千元，个人贪污不满5千元，情节较轻的，不构成犯罪。贪污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远远高于盗窃罪，刑法并没有体现对贪污受贿罪要从重处罚。［7］第三，从反贪污贿赂实践看，如果说交叉刑能体现对贪污受贿罪从严处罚的立法精神，那么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立法精神应当得到体现。但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普遍偏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3年至2006年，因职务犯罪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宣告缓刑的有43277人，缓刑适用率为50.56％。其中，贪污贿赂案件的缓刑适用率为51.55％，远高出同期刑事案件平均20.91％的缓刑适用率。［8］如河南省伊川县检察院1999年至2008年的10年间，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99件116人（其中大案25件29人，要案19件20人，大要案的件数、人数分别占立案总数的44.44%、42.24%），其中判决69件82人，其中判处缓刑50件60人，免予刑事处罚7件8人，两项件数、人数分别占判决数83.67%、83.83%，但判处实刑的仅11件13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