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样批评、斥责死刑为人类带来的痛苦、恐惧，抑或为之辩护，说说死刑是社会威慑、存在的必须。但它离开地球的可能性还是很低，虽然世界各国都逐渐轻刑化，或者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与限制，以在世界上留下重视人权的高大形象。当然，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小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是大国）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持形象而已，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社会环境的宽容，国家、社会与民众对此有承受力，故死刑废除的理念能够在法律上、司法中实现。

　　对中国而言，则有些复杂：

　　首先，其实，中国一直就是一个重刑的国家。从沈家本一部《历代刑法考》中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死刑所列出的名目就足以让今天的我们吓坏；就是以快进入近代的明清为例，死刑种类也非常吓人，死刑分为“斩”与“绞”两种，如果具体的话还有“枭首”、“凌迟”、“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种类。

　　虽然在今天这些残忍的刑罚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但死刑作为对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最终处罚的心理基础仍然非常深厚，不仅仅在国家治理者那里如是，就是法律人的检察官、法官与律师也如是，而且普通民众的接受度也非常高；根据一项调查报告，有91.2%的法律专业人士和57.8%的普通民众支持保留死刑（何志军：《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罪刑选择及民意基础——基于民意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

　　因此，在中国，废除死刑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其次，但是，中国却不断融入世界，不仅仅要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关于死刑的改革也是其中之一），还要真正让中国本国公民切实享有更高品质的人权，而不再仅仅处在最低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标准的基础上。

　　因此，我们必须限制、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同时充分保障可能判处死刑的基本人权、诉讼权利。可以有两个层次上的控制：其一，从立法上，减少死刑的罪名或者在具体罪名中降低死刑的档次（在中国有两种死刑，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而后者基本上都转化为无期徒刑）。当上述情况达到社会可以容纳的程度时，立法在这段时期的使命就已经完成，就需要更深入的层次以限制死刑的适用。这就是其二，司法限制。亦即当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之后，由法官、律师、检察官共同努力（当然不是让法律合谋，而是在自己职业范围内行为，即公诉、辩护与判决）实现尽量慎杀、少杀，实现实际上的死刑减少，从而切实提高中国公民的人权享有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