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监督方式的间接性

　　人大的监督权侧重于对监督对象起威慑、督促、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一般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人大监督的间接性主要表现在以下监督形式上：评介性，人大在听取“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或对它们进行质询时，通常只发表一些评介性意见，从而为“一府两院”修正错误提供“参数”；通告性，通告有关机关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警告它们不要再干下去；批评性，对有关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批评性意见，要求自行纠正其违法行为；督促性，要求有关机关改变或撤销违反法律的法规、决定、命令或判决。[②]人大对司法机关监督时，这种间接性更加突出。人大对那些即使明显违法的判决裁定，也不能直接宣布其无效，而只能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纠正错误，或者对他们提起质询。提出质询，也是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促使司法机关纠正错误。人大最严厉的监督方式是罢免或撤职，而罢免或撤职都仅仅是促使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手段。

　　二、人大监督司法权的现状和不足

　　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有所加强。除一年一度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以外，从2004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听取“两高”的专项工作报告。[③]2006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由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按照《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的基本方式有：听取和审查司法机关的专题工作报告，审查和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与质询，特定问题的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权等。在地方上，近若干年来，地方权力机关一直积极探索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其他形式。据统计，共有51个省级权力机关或市级权力机关制定了监督工作条例，其中有的省市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了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条例。在这些条例中，确立了一些各具特色的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形式。如执法检查和执法责任制、送发法律监督书、错案追究制度、述职评议、个案监督制度等。

　　尽管近年来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有所加强，但总体而言，人大对司法权的监督仍不尽如人意。目前，人大监督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监督条款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监督权难以行使。1990年10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修改稿）》有6章89条的。1997年11月，在七易其稿之后出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试拟稿）》有10章116条。2002年8月，首次提请审议的《监督法》（草案）也有7章73条。但由于在审议中对一些重要问题争议较大，2006年6月，提请三审的《监督法（草案）》仅剩下九章48条。由于条文过少，许多应当规定的监督条款没有规定。如在“询问和质询”及“特定问题调查”一章中对基本的质询权行使的范围和特定问题范围都没有列举规定。又如监督程序条款过于简单、粗疏，导致监督权的启动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