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案件通过媒体的介入，最后影响到法院的处理，当时涉及财产方面的问题，法院最初觉得没有证据，不属于民告官的范畴。但是，迫于舆情，最终还是受理了。这个案件最后是怎么定案呢？最后呈交中央去讨论了，并以保护国有资产为由把这个案件结掉了。

　　另外一个案件，当事人今天也到现场了。2009年在肇庆那边的一个案件，肇庆市技术质量监督局对一个符合条件的米粉厂不进行质量认证。可能是过往与当事人有一些过节，不仅不给给他进行认证，而且还搞了一些手脚。媒体跟律师都有一个特点，有时候免不了会沦为工具。当时省质监局联动媒体，查访他那个工厂，专门拍一些卫生条件不好的角落，并放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如果通过正常的渠道去沟通，一点效果也没有。如果发动一个民告官案，那么媒体就有介入的理由，媒体首要关注的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

　　最后怎么弄呢？当事人连续发动了七起的民告官案，结果媒体以“中国最牛的农民企业家民高官案”为题进行报道，当时广州全部的媒体都介入了。媒体介入以后，对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不要指望法院的判决对你有利。最后情况怎么样呢？媒体曝光以后，省质监局很紧张，专门派了一个副局长把这个案件和谐掉了。也就是赶快帮我的当事人认证发证，扶上正轨。这也是很典型的案件。

　　2006年还有一个在江门的案件，有一个老板，他通过石油生意赚了很多钱，后来想转向实业。那时候刚好遇到检测站要走向民营。他对检测站的生意很感兴趣，他试图进入这个行业，但是这种做法触动了当地特殊利益集团先前固定的“蛋糕”。最后，他还是买下了检测站，当时国资委也介入了，本来200多万可以买下来的，最后他700多万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也知道中国的国情，先后18次请分管这个系统的领导吃饭，但领导都不买账。结果，有人就在离他不到2公里的地方搞了另一个检测站，还通过税收部门介入，要查这个老板以前有没有税务方面的违法记录。

　　这个老板情急之下找到了我，之前他找了很多的律师，无一例外都鼓动他打官司。我十分清楚，打行政官司律师可以收费，但是当事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当时感受到这个案件难度非常的大。处理他这个事情，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他给我打电话时问我能不能做他的法律顾问，我说你可以在江门请。后来他到广州来请我吃饭，盛情之下，再加上后来的了解，我们认为他这个案件还是有可争取的余地。

　　我们打官司的时候必须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我们发动了行政诉讼，肯定是败诉的，但是不发动的话，媒体介入不了。于是，我们在发动行政诉讼的同时还让当事人写了一个函件，当然这个函件并不是真正以当事人名义写的，内容就是控告对方检测站是存在问题的。多方努力之下，《广州日报》的深度报道、新闻观察以及省质监局联动，过去把这个检测站一查，问题全部曝露出来了。结果广州其他的媒体都跟进了，挖下去全部是官商勾结，抓了很多人，检测站也倒下去了。重大复杂的案件，黔驴技穷的时侯，要跟媒体结盟才能处理好。当然跟媒体结盟，不能说我给你多少钱，你帮我做什么事情。利用媒体是不行的，是危险的，为什么呢？只有有理由的案件才能给媒体去做，因为是在阳光之下的。而且，媒体这个行业也有他们运行的规则，比如说一个记者的稿件，这里面有编辑、主编层层把关。当然，媒体最关注的，还是你这个案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