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转型期的中国，有几种案件媒体是可以介入的，例如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件。举一个例子，刚才播放的那个短片，那个案件是我办理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个短片只播放了一部分。那个案件发生在2004年，在泉州市有一个当事人，他那部车经过收费站的时候没有缴纳通行费，结果泉州市公路局的人扣了他的车。扣了他的车以后，当地的公路局想把这个案件打造成典型的妨碍公务案件，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有利于他以后收缴通行费。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上级领导，由政府发动、媒体介入。最后，整个福建省的媒体都全部介入了。这个案件总共有六个当事人，“主犯”跑到国外去了。后来抓了其他当事人以后，家属就到北京找律师，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介入，后来通过金牙大状律师网找到我。在了解情况之后，我决定组建律师团介入此案。

　　但是，我们都清楚，中国这个国家，公检法是一家的，公检法上面有政法委，在媒体已经倒向对方的情况下，如果是常规出牌，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未落网”的当事人也已经在网上被通缉，即便找到领导也没用。当然，在那里进行强有力的法律论证也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这里我首先讲一讲媒体介入的一个前提条件，媒体所站的一方是代表公正的。这个案件根据法律的理解是不能构成妨害公务罪的。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律是不能入相关当事人罪的。如果入罪，那就是强加罪名。这样，中国民与官斗的事件每天都会上演，结果就是社会极不和谐。

　　最后我们怎么弄呢？我们跟北京那边沟通，那边的媒体介入，这是一个途径。但是媒体介入要捕捉声音，这声音不仅仅是律师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心中的公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如果有某个律师说他是代表公正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讲假话，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合格的律师。通过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进行抗辩，由法院来主持公正，这是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这种情况下，媒体接受律师的采访，你以当事人的委托人身份发表意见，仅仅是你单方的声音，并不最终代表判断是非的声音，所以还不够。

　　因此，我们通过中国政法大学五六个专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论证。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案件是不构成犯罪的。我们拿到这个材料以后，写了一个律师意见书呈递到福建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那里。他看完了半个小时以后就签批了：“此案根据律师意见书不构成妨害公务罪。”但这还不是结局，我先卖一个关子。这里我想说明一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介入也是离不开专家论证的。在媒体充分揭露事实的情况下，把意见呈递到领导面前，往往可以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最大化。我们通过三管齐下的方法，最终也是得到了一个折中，但对当事人有利的结果。

　　这个案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始终认为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媒体很大程度上应当监督司法，反映事实的媒体更能监督司法。但是我们是律师，律师在案件里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帮助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最大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社会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很多律师都有体会，如果你出差到哪一个城市去，你跟几个法官在一起吃饭，当问起这个城市有哪些律师比较好的时候？基本上肯定几个法官的说法都不一样，他们都会说经常和他们吃喝玩乐的律师是最好的律师。如果问当事人，那么答案就是，能解决问题的律师就是好律师。社会现实就造成这种评价。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律师本身就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这个方面跟媒体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