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程序结果上的局限性
与民事审判程序相比，民事执行程序在结果上的局限性显得更为明显，即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得以实现取决于债务人的履行能力。在审判程序中，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即便是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依然得根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实体裁判。因此，审判程序总是可以在终局意义上恢复法律关系，维护法的安定，创造法的和平。从这种意义上看，在审判程序中，当事人总是可以从司法资源中获得充分的救济。正因如此，人们才有可能探讨程序自治、程序本位这些纯粹诉讼法上的基本概念。
但是在执行程序中则欠缺这样的保障，这是由执行程序的目标以及执行标的的特点所决定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理性的思维、缜密的推定，而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债务人的履行能力。这是执行员不论多么公正无私、多么勤勉都无法改变的。因此虽然在审判程序中出现“既判力”这一被两大法系所普遍适用的法律概念，但在执行程序中却没有与此相对应的“既执力”这一概念。[3]如果我们将执行程序的最终目标确定为使债权人获得清偿，这无疑只能是一种从实体私法角度考虑的结果，而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看，在形式上合法进行的执行程序的基础上，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实现“最终的”权益分配并不是强制执行的目标。强制执行程序只是为了帮助债权人获得清偿，却无法保障这样的结果一定能够发生，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样的结果也许永远也无法发生。简而言之，在执行程序中，正确的概念是“执行力的国家垄断”，而不是“债权人获得清偿的国家垄断”，如果希望将前者理解为包含了后者的含义，则必须为此寻找特殊的正当性基础，而这样的基础显然无法从国家垄断执行力的理由中获得。[4]
执行程序在结果上的这种局限性在现代社会存在被放大的趋势。虽然时至今日我们每个学法律的学生在民法课上都还会听到“债务人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这样的内容，但在执行程序中显然要对这一原则作出限制解释。因为各国的民事执行法中基本上都规定了债务人保护制度，它在民事实体法之外，对民事主体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在实质上作出了第二次调整。当债务人为自然人时，执行员常常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债务人的住所内虽然发现了可以变价的财产，但是却无法执行，因为视力所及之处几乎都是被列入执行保护范围的财产。因此，如果说在民事审判程序上，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是绝对的，在执行程序中这一追求则不再是毫无保留的了。债务人保护制度本身就是对实体正义的背离。
而更为严重的情形来自于财产形式上的变化。19世纪之前的那种财产主要来自几块精心登记的田地、一所房屋以及为维持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动产的状况早就离我们远去了。现代社会财产已经大量非物质化或者智力化，例如银行账户、股份、许可权、经营权，而这些都具有极强的隐蔽性，难于发现。同时，财产也开始资本化。现代社会民法体系的确立，尤其是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为财产的流动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积累，财产开始大规模地向资本转变。此时动产和不动产虽然在物理意义上仍以原有的形式存在，却被披上了一件资本的外衣。而后者在现代金融体系以及企业经营中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财富形式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法律是被资本“绑架”了，法律一方面要为像蝗虫一样流动的资本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却常常对资本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无能为力。资本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消失、变异、繁衍，经常会编制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运行轨迹图。具体而言，财富形式的变化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首先，传统的动产执行和不动产执行的实际意义大打折扣，因为债务人的大量财产可能是以有价证券、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的。此类财产的特征是比较隐蔽，这常常给执行机构在查找财产方面造成很大的困难。在我国目前还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其次，大量的资本以公司财产的形式存在，其结果是资本出资者在现代公司法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下，尽情地享受着资本带来的利润，但却由第三方交易者同他们一起来分担资本经营的风险。在金融危机中，这一情况大量发生。公司有限责任制度严格限制了用以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财产范围，成了债权人很难逾越的障碍，真正揭开公司面纱的情况非常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