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目前的问题是，国家似乎已经对村社干部不再抱有信心，而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治理形势本来好转的背景下，却让农民具有了几乎完全的土地权利，而村社集体几乎不再有土地权利，这样一来，村社干部虽然不再做得成坏事，也不再有能力做成好事。
村社集体是全村村社成员的，但村社成员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村社成员的土地权利越大，村社集体土地权利越小，则村社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越弱，村社成员之间一致行动就会越困难。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不同的权利主体之间达成共同行动，要克服搭便车行为，是要支付高额成本的。
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因此必须在农户以上层次建设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但现在村社集体已经没有权利了，村社范围内是几十上百户拥有高度土地权利的独立主体，他们中间的任何一户都有可能不合作(因为利益分享不平衡，因为性格，因为想搭便车等)。一户不合作，或想搭便车，其他农户无任何制裁措施，最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合作，农业生产必需的基础设施也就建立不起来。"怕饿死的人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但终究都会饿死的逻辑就展现出来。
在村社集体有一定土地权利的时候，村民本来是可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利用集体权利约束不合作的少数，防止搭便车者的。
也因此，农民土地成为权利问题，村社集体权利虚化以后，农民突然发现，他们失去了任何可以使力的办法，他们因此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农作条件。
我曾在文献[8]中论证，在自上而下的汲取型体制下，强大的压力型体制，使乡村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可以架空村民自治，使村委会选举流于形式。在农业税费取消，压力型体制大为松动的情况下，乡村利益共同体已经解体，这正是可以发挥村民自治，让农民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时候。可惜的是，这个时候，国家偏又将村级组织的所有可能的功能取消。一旦村级组织不再有功能，村干部不再有权力，即使有真正的民主，又有何用?
一句话，解决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办法，一是要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充分条件;一是要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给村干部以可以办得成事的权力。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村社集体的实力，则中央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来给村社集体一定的实力，是当前政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了。
四、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虚化并非好事
由提高农民投入土地积极性，考虑土地农业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到土地使用权长久不变，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我们再来看这个转变对农业生产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构造，是由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来，或者说，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村民组。村民组在农村社会中行政性很弱，社会性较强，组长大都由村民通过真正民主选举出来，主要主持村民组内公共事务，村民组长与村民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此外，还有少数地方，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被上升到村委会，因为村民组的功能被逐步取消，村民组长一职也逐步取消了。
在取消农业税前，村组干部是有协助县乡政府向农民收取税费的义务的，但因为村组并非正式的行政建制，村组干部也都是非脱产的干部，上级为了调动村组干部协税积极性，往往会通过默许村组干部借土地权利来捞取好处。这也是使(因农民负担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程度加剧的原因之一。
取消农业税后，县乡政府不再需要村组干部协税，村组干部的民间性与社会性的一面增强，村民自治有了更大的生长空间，且村组干部的职责更多是为农业生产提供基础条件的改善。这个时候，若村社集体不再能够调整土地及调整土地利益分配，农民的集体行动就会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