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频繁的土地调整，一个核心原因是农民人口的增减，会使人均占有农地变得不均。因为土地是集体的，人口减少了，村民自然认为应当将承包地退出来;而增加的人口也是要"吃饭"的，因此应该增加承包地。这种土地上的平均主义和生存伦理，尤其在华北和东南农村具有市场。正如长期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张路雄先生指出的："老百姓对土地制度的最基本要求是平等的使用权。"[2]
但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村社集体每年调整一次土地，绝大多数也只是依据农户人口增减作小调整，将人口减少农户退出的土地调整给增加人口的农户。这样，每年调整的地块仅占村社集体土地总数的不足百分之一，可谓微调。
土地调整也会出现不平衡，因为总体来讲，农村往往是人口增加多于减少。村社干部为了减少调整土地的矛盾，愿意通过预留机动地来为后来增加的人口提供土地。预留机动地是在每次土地大调整之前，经村社干部计算当期可能新增人口数量，经群众同意而预留下来的土地。不过，预留土地的好处很快就表现出来：预留的机动地可以出租获取租金，村集体因此有了一笔额外的收入;预留机动地还可以用于村庄公共工程建设占地的补偿，即用机动地去补偿公共工程建设所占用土地，公共工程因此容易修建起来。
土地调整及预留机动地，可以为村庄公共事业提供资源，从而使村庄可以拥有相对良好的生产生活的基础条件。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的小农户不可能独立获得基础的生产条件，"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需要村庄集体来办，而如果村社集体没有任何土地权利，就没有能力来办这些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
本来土地调整和预留机动地只是为了满足村民对土地平等的使用权的基本要求，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情，但村社集体一旦有了土地调整的权力和预留机动地的空间，就可能强化其在这方面的权利。
这就要回到前述农民所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负担机制存在的问题。这种"交够、留足和剩下"的机制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国家和集体会倾向从农民那里多收，这个时候，谁来阻止国家和集体的多收?二是农户中会有少数钉子户拒绝"交够和留足"，而希望将所有农业剩余都留给自己，这个时候，国家和集体有什么办法?
这两个缺陷在20世纪90年代同时到来。20世纪90年代，国家有更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也希望在短时期内改变农村面貌，这就形成了所谓"压力型体制"，具体如各种"人民工程人民建"的大量集资，普九负担等。农民负担沉重起来。由于负担过重，有些农民拒绝缴纳税费，而乡村干部为完成收缴任务，就要强行收取、"拔钉子"，就必须拔掉，具体办法如将欠税农户告到法院，组织农业税费清收小分队，办税法学习班，等等。在农民负担过重，普遍拒缴税费，而千家万户分散小农收入很低，强制性税费征收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县乡两级要完成税费征收任务，就不得不调动村干部这个村庄熟人社会内部成员的协税积极性。极端情况下，县乡两级为了完成税费征收任务，甚至默许一些狠人当村干部，用暴力收取农业税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某些农村地区的确有过"黑恶化"的危险，并且很快，农村就出现了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导致的各种严重问题：发生群体性事件，农民被逼自杀，干群关系紧张，等等。其中一个让人意外的后果是，有农民坚决要求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因为农民的负担要由土地来承担。即便不要地，但得不到允许税费还是要交。李昌平因此感叹，农民竟然连不要土地的权利都没有。这个时候，土地到底是权利还是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