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权力无所不能的中国社会，任何人都会受到权力的威胁和引诱。在“李刚门”事件中，明摆着是权力和权利的较量，但基于权利需要个人奋斗获得，而权力只需自我赋予享有，而且，权力在剥夺权利时具有至高无上的优势，在各路人马的轮番轰炸下，受害者家属势必受到权力左右下的各方劝说，毕竟，每个深处中国社会的一份子，都可能被权力左右，身在乡村的受到村长的劝说，身在企业的受到企业领导的劝说，身在政府机关的更不用说会受到党政领导的劝说——你们都要听从更高级别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能偏离了最高行政领导的命令，否则，最终受损失的还是自己，作为权力位阶的最低一级，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完全处在行政领导的掌控之中。那么，受害者家属那些身在各行各业的亲朋好友都可能成为政府机关的“帮凶”劝说受害者家属息事宁人和尽快解决此事——不要因本案影响了各方人士的未来发展，毕竟，每个人都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每个人都必须给权力一点面子，每个人都拉不下权力面子的劝说，所以，便有了受害者家属的各方亲朋齐劝说其和解本案了事。

　　再者，虽说媒体和社会舆论支持受害者家属，但是，受害者家属身在权力诱导下的痛苦只有自身苦闷下咽，一个身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的中国社会，谁愿意和权力作对呢？谁敢和权力作对呢？而今，肇事者的权力未能受到多大影响，李刚依然官位犹在，那么，必然权力尚在，在权力尚在的“李刚门”事件中，谁能左右当地的权力走向，谁就能左右本案的最终结果。受害者家属虽然可以借助媒体和民意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话语和心声，但是，在权力买通受害者家属各方友朋的当地社会，在权力毫无约束肆无忌惮的中国社会，我们应当理解受害者家属不得不做出和解的背后伤痛，我们应当明晓受害者家属和解本案之后的内心苦楚无以名状。

　　按说，司法本应在本案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让司法还民众和受害者家属一个公道和公正，但是，基于中国式司法隶属于行政权管辖之下，既然公安机关一把手可以兼任政法委书记，而法院和检察院还得听从政法委，那么，在公检法的权力博弈中，当然是公安机关的权力最大，而法院和检察院都得听从公安机关。那么，在“李刚门”事件中，既然肇事者父亲是当地公安局副局长，那么，当地的法院和检察院都得给权力最大者一点面子，不能让司法不偏向于自家人，要不，当自己以后有求于公安机关时，谁为自己说话呢？所以，我们在“李刚门”事件中看不到检察院和法院应予发挥的作用，唯一看到的便是，司法沦为行政权的附庸，而且，在行政权左右一切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还要以公正的姿态向世人宣布——我们一直很公正，只是不便让民众知晓罢了。而这样的司法现状，咋能保证权利实现又限制权力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