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立法模式源自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因此，综合立法模式要求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时，要突破传统的按照行政区域和部门进行管理的模式。通过跨行政区域和跨部门管理来保护生态环境，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基本要求。国内已有一些成熟的经验值得考虑，例如黄河流域管理委员会对全流域的生态环境具有综合协调和咨询功能，鄱阳湖流域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具有部门协调和决策咨询功能。跨行政区域管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要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区域政府行政能力、文化历史背景、资源利用方式和传统管理模式等多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做长期的、渐进的机制安排。这种机制安排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地方规章的安排，上一级行政首长领导下的协调机构安排以及区域政府之间长期或短期的协调和合作机制安排，等。[2]针对目前部门分治、部门利益严重的管理现状，从立法层面上确立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享有相应的行政权力以协调各环境要素主管机关的制度，将是实现跨部门管理湿地的基础和前提。
　　
　　2．科学方法和制度管理方法的综合
　　
　　环境科学、生物科学等先进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现代方法论指导，也为环境管理制度的革新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推广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生态效益补偿等措施，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也是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基本要求，更是我国环境管理的必需抉择。
　　
　　3．综合三种调整机制的方法
　　
　　三种调整机制即行政机制（第一种调整机制）、市场机制（第二种调整机制）和社会公众参与的机制（第三种调整机制）。传统的行政机制对于环境与资源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机制的单纯调整往往导致政府失灵，如“公有地的悲剧”暴露了单纯行政机制的不足。于是市场机制应用而生，但是自发的市场调整机制在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上亦出现了市场的自我盲目等市场失灵现象。面对政府能力的有限和市场的先天缺陷，试图从制度层面确立并维护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第三领域或公民社会，使国家对公民更加负责任，使市场更具有人情味、道德味和文化味，弥补政府能力不足和市场缺陷，是很有必要的。[3]在我国环境保护中，也同样存在第一、二种调整机制的不足，因此，充分发挥第三种调整机制即社会公众参与机制的作用，对于弥补第一、二种调整机制的不足，实现我国环境保护中的环境民主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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