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府尹判断的合理性安在？？

　　三、程序的不“正义”

　　徐忠明认为，本案关于“奸夫奸妇谋财害命”的指控，这样简单的问题在今天完全可以通过司法检验技术予以解决。[13]但《错斩崔宁》案情表明，府尹既没有亲自也未派人调查凶案现场，这恰和清朝人将该小说改为戏曲《十五贯》，以明朝清官况钟替换临安府尹、亲自查访凶案现场，最后找到杀人凶手从而平反冤案适成鲜明对比。在案中，凶手扯走了被害人的床单包裹十五贯钱，而崔宁装钱的则是“搭膊”；在后来改编的《十五贯》中，况钟亲临案发现场，发现了散落在地上的少许铜钱，从而推导出与崔宁挟带的十五贯钱数额不同。亲临现场，正有可能为破获案件找到重要线索。因此，此冤案的产生，与检验技术和科技发达与否没有什么关系。[14]而是府尹没有遵照法律检验现场，这是一个在当时法制环节中的“程序不正义”问题。正是它，导向了冤案。

　　对包括在案发后调查现场、审讯时刑讯方面的司法程序，宋元法律均有相关规定。有学者指出，宋代不论是人命斗杀案件，或是田土户婚的纠纷，官府取得当地证物与证人之词，是判决前的重要工作。官府在未能得到充分的证据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单位可以遽然判决成立。北宋徽宗时大理少卿的如下建议得到皇帝认可：只依靠证据推勘强盗案件，不详究查证窝藏发及藏赃地点者，承办官吏必须受罚。这一项由朝廷强调实地物证的法令，成为基层衙门应当奉行的原则之一。[15]我们来看看宋代历年颁布的相关重要法令。徽宗政和七年（1117）下诏：“访闻福建路州县乡村委官检验、覆检，多不躬亲前去，只委公人同耆壮等，事干人命，虑有冤枉。仰提点刑狱申明条法行下州县，违者奏劾，不以赦原。”宣和六年（1124），淮南西路提刑雷寿松奏：“杀人公事，有司推鞫以验定致死之因为据。两检验官吏多是规避，并不即申验状，动经旬月。若所验致死之因不实不尽，而狱情疑二未决，或两词互有陈论，虽欲再差官覆检，则其尸已是坏烂，难以辨明，往往迁就，挟同结断。……今欲乞应验尸官吏，候验限当日具验状，申所属仍于状内分明书填。验毕申发日时，如违限仍乞立断罪刑名。诏依所乞，发违限从杖一百科罪。”[16]《庆元条法事类》所收的“杂敕”规定：“诸尸应验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各以违制论。即凭验状致罪出入者，不在自首觉举之例。其事状难明，定而失当者，杖一百，吏人、行人一等科罪。”同一门所收“杂令”规定：“诸死人未死前，无缌麻以上亲在死所，并差官验尸。……诸尸应覆验者，在州，申州，在县，于受牒时尸所最近县。”[17]关于哪种尸体必须差官检验，宋代不同时期颁布的许多法律对此多有规定。如北宋景佑三年（1035）开封府提出：“今后所申状内无医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检验。”[18]也就是说，没有医生证明或突发性死亡，就是病死，仍要检验。学者还指出，在州县机构接到报检并派员初检后，还必须根据案件性质进行第二次检验，并且宋代法律规定初检与复检官不能有任何关系。如果是京师地区需要检验的非理致死案件（即非正常死亡案件），无论是初检还是复检，则均“专委御史台定差自来合检验官员，依条检验”。[19]

　　上述法规、诏令说明，一方面宋代确实存在各级官员害怕初、复检辛苦，担心勘鞫结解棘手，因此上下以求省事、不检验现场的违法行为。因此，临安府尹的违法行径不能说没有历史依据；另一方面，朝廷多次重审官员遇有人命案件必须亲自前往检验、复检，说明临安府尹未前去现场验尸，违背当时法律关于司法程序方面的规定。

　　就算把“错斩崔宁”的改编本──《十五贯》置于文本指向的明朝这一时代背景下，初审官员过于执同样违背当时法律。明代法律对杀人案件检验尸体的程序多有具体规定。《大明律》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20]这里对违法办案的官员设定了两种治罪方式，一方面程序违法（未即时检验或亲临现场检验）的官吏处杖刑六十至八十下；另一方面因程序违法导致官员定罪有增减时，要追究官员的出入人罪。而前者往往容易引发后者的出现。从这两个治罪的层次看，至少从法条上分析，明代官员不亲临检验尸伤的法律风险很大。《问刑条例》万历十八年（1590）修例规定：其果系斗殴、故杀、谋杀等项当检验者，……在外初委州、县正官，覆检则委推官。务求于未检之先，即详鞫尸亲、证佐、凶犯人等，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亲诣尸所，督令忤作，如法检报，定执要害致命去处，细验其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公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