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斩崔宁”案的情节似乎是“巧中巧”，以致于学者认为府尹的判决建立在合理性怀疑的基础上：刘贵被杀，当晚二姐竟弃门而出，旁人看来，若与此案无关，又何故逃走？此其一；二姐与陌生青年男子崔宁同路而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时代，若二人无奸情之嫌，又因何同行？此其二；刘贵丢钱十五贯，而崔宁身上恰搜出十五贯，数额完全一致，不是赃款，又是什么？此其三。

　　但若仔细分析，建立在此三层关系基础上的合理怀疑只是表象，并不必然将司法官员引向有罪的判定。事实上，府尹偏听一面之辞，固执己见，将一系列巧合想当然地当作认定案件的事实，多处违背社会常理、司法常识，尤其是违背了宋朝法律对于司法过程的程序性规范。理由如下：

　　首先，相处几年的邻居理当了解二姐的平时所作所为，一贯未见奸情，怎么可能在丈夫外出的一两天之内勾引、产生奸夫？正如二姐在作品也曾反驳众人对她的指控：“却也得他（刘贵）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贤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二姐以人之常情为反驳，却未能引起府尹应有的注意、进而质问众邻居。

　　其次，为何二姐不和“奸夫”连夜出逃，反而在邻居家里借宿一夜，甚至预先向之告之去向，这种类似于自投罗网式的行径岂非反常？小说中的府尹除了动用酷刑迫使崔宁、二姐承认犯罪事实外，没有派人去查实崔宁的真实身份，包括他是否曾卖丝，其十五贯钱是否真的是讨账所得。如果按照崔宁提供的线索，府尹很有可能找到与崔宁生意往来之人，从而证明其十五贯钱的合法来源，进而证明二人是无辜的。但是，府尹除了动用酷刑外，却什么也没有做。也正因为如此，本小说作者抑制不住情绪，直接站出来加以批判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以此作为反面例子，小说作者给当官的提供如下经验教训：“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再次，官员没有仔细到考虑众人（也就是二姐的邻居）为何有作证的冲动？他们是否真正具备证人的资格？更进一步，两家邻舍为何在出现“杀人公事”时，为追嫌疑犯，“脚不点地、赶得汗流气喘，衣服拽开”？这并非是简单的助人或救困行为，主要在于受当时保甲制度影响。保甲制度不仅有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更以株连的方式迫使平民百姓相互间实施监视。比如《宋刑统》就规定：“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7]《宋刑统》还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8]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设立保甲法，其法规定“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都保，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蓄盅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9]该法后来在全国逐渐推广。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臣僚向皇帝建议“乞明指挥，凡有杀伤人去处，如都保不即申官州县，不差官检覆及家属受财私和，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10]在宋代，对于非正常死亡者，左邻右舍及死者家属有义务向官府报告，同时官员必须及时赶赴现场验尸。在当时就有相应的实例，如南宋的《洗冤集录》记载有两具尸体被发现在山上，疑为互斗而亡，死者家属“遂闻官，随身衣服并在，牒官验尸。”[11]

　　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乡村受“什伍”组织控制，邻舍之间有人违法犯罪，他人不仅承担从速举报的义务，而且成为案件的干连证人。因此，如何设法摆脱案件的干系，乃是邻舍必须考虑的问题。[12]所以死者邻居朱三老对崔宁说道：“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净。”正是这种保甲制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驱使众邻居及时举报案件，甚至替官方捉住“犯人”、以所谓的证人身份证明崔宁、二姐与刘贵被杀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事实上，这种制度安排可能造成冤案──众邻居害怕若该官司未决，邻居一个个被怀疑，最后可能都受到牵连、吏卒乘机侵扰（如文中反映十五贯最后被衙门中人拿走，还不够花）。

　　在府尹审案过程中，那些所谓的证见（原文为“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其实没有一个是凶案现场的真正目击者，甚至连死者与凶手打斗的声音很可能都没有人听到，也没人在之前看到崔宁与二姐有过往来。因此，这些所谓的“证人”，仔细分析一下，没有一个是真正合格的。府尹对他们的口头陈述竟然完全相信，进而怀疑（实际上其先入为主的观点在审理的时候已基本达到盲目确信的程度）崔宁、二娘即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