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错斩崔宁》、《窦娥冤》的再解析

——A Reanalysis on the Cuo Zhan Cuining and Snow in Summer

　　一、问题之缘起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典型性的冤案《错斩崔宁》（或以此为底本改编的戏剧《十五贯》）及《窦娥冤》引起了不少法学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苏力认为《十五贯》及《窦娥冤》中的官员不属于有意制造冤案，而主要是因为证据缺乏、审判能力不足以及过于自信。[1]他进一步认为，《窦娥冤》说明当时由于缺乏科技和其它资源官员无心正法，审判者可能获取证据的手段极为罕有。很少有法学家真正分析科学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成果——而不是那种充斥道德说教和“政治正确”的所谓法学科研成果——对于司法的重要性，几乎没有法律人强调公检法机关的技术装备改善和科技人员的训练和装备，似乎只要采取了诸如“程序正义”、“无罪推定”、“沉默权”这些概念本身就可以保证司法的改善，正义的实现。《窦娥冤》的悲剧在于：在一个没有强有力自然科技和实证科学研究传统和法律职业传统支持的司法制度中，就算裁判者有良心和道德也注定不可能运送正义，而更可能运送灾难和悲剧。[2]或受苏力影响，孙光宁认为在错斩崔宁案中，司法官员基本上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裁判的，所以在认定案件事实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并不应当归责于司法官员。在正式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杜绝案件错误的情况下，引入并提升更多法律制度内的科学因素应当成为我们从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在崔宁案中，无论是直接的刑讯制度，还是其他相关制度设计，都没有对作为司法官员的临安府尹形成限制。相反，临安府尹从未超出正式的法律制度框架。[3]张建伟则认为，崔宁的冤案（包括陈二姐）是按照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合理的怀疑加上刑讯──崔宁的冤案是在合理的怀疑的基础上构筑的：刘贵被杀，刘贵所有的十五贯钱失踪。陈二姐离家，途中遇崔宁并与之同行，崔宁随身携带的钱财正巧十五贯。这些事实和证据显示崔宁与陈二姐的犯罪嫌疑如此重大，难怪审判者已先存了一个有罪的确信在心里了。[4]对另外一个着名的冤案《窦娥冤》，易延友认为，窦娥的悲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缺失，以及相应的权力约束机制的缺席。无罪推定原则的功能不仅表现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而且表现在以权利约束权力的制衡方面。我国古代的诉讼制度，没有确立明确的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没有确立明确的举证责任规则，导致司法官员经常不恰当地将举证责任强加在被告人身上，对其进行拷打也就成了家常便饭、铸成冤案。[5]

　　综上所述，学者认为这两起具有典型的冤案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如下：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导致获取证据困难；中国古代未实现无罪推定，只好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口供，造成冤案；《十五贯》中的情节过于巧合，以致官员有足够理由对之产生合理的怀疑，从而作出错判。然而，上述研究均缺乏将案件全面置于其被创作或所指向的时代，根据当时的法制知识作详细比对、探讨。因此，得出的上述结论是否可靠，颇值怀疑。为此，针对上述各家结论，本文试分析案件具体情节、对比宋（《错斩崔宁》）元（《窦娥冤》）明（《十五贯》）时期的法制，详加辨析冤案产生的原因，最后对学者研究古典文学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一点反思。

　　二、案情与推理

　　《错斩崔宁》见于宋代的《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三收入了这个故事，文字略有不同，题目改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错斩崔宁”所叙故事发生于南宋高宗时期，案情简叙如下：刘贵醉后戏言，以十五贯钱典卖其妾二姐，明日即将要送走。二姐信以为真，当晚借宿邻居家，次日清晨在回娘家的途中相遇青年崔宁，两人同行。当晚二姐走后，刘贵被窃贼谋财害命。不久，邻居追来将二人扭回，恰好在崔宁身上也搜出他卖丝帐所得十五贯钱，刘妻断定是他诱妾谋财行凶，扭至官府。崔、陈二人屈打成招，被处以极刑。后来，刘妻被迫嫁于静山大王后，方知他乃真凶，出告临安府，真凶终伏法。清朝人朱素臣以《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为基础改编成戏剧《十五贯》，[6]这个戏剧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改编成昆曲《十五贯》，拍成戏曲影片。戏剧《十五贯》内容框架与宋明时期的大致相似，不过诸如人名、案件当事人与被害者的身份关系、案件的结果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特别不同的是，戏剧《十五贯》将时代背景改为明朝，且此冤案由明朝着名清官况钟经实地调查，破获案件真相从而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