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制度设计不合理。仲裁活动应当接受司法的监督，这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处理仲裁与司法关系的通例，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司法监督仲裁的程度和具体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我国仲裁法同时设置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撤销仲裁裁决的双重司法监督制度。立法者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3]但从仲裁法实施8年多来的情况看，这种制度设计产生了诸多弊端，并没有完全实现立法时的初衷。一是仲裁司法监督制度重复设置，使仲裁裁决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有损于司法的权威。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与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同时设立，一方面为当事人恶意对抗不利于自己的仲裁裁决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其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还可以寻求第二次司法救济，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势必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实现仲裁追求效益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同一法院或者不同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次司法审查，有可能得出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结论，这将会损害法院的威信。二是在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中，没有规定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之前应当听取仲裁机构或者仲裁组织的意见，不利于法院正确行使裁决撤销权。三是没有对重新仲裁制度作出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重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这一规定的本意是给仲裁组织一次自行纠正仲裁裁决失误的机会，以维护仲裁的声誉。但由于对重新仲裁的范围、法院决定重新仲裁的条件、重新仲裁的期限、重新仲裁的仲裁组织以及重新仲裁作出的仲裁裁决与原仲裁裁决的关系等一些具体问题未作出规定，导致了各地法院对此在理解上的不同和操作中的各行其是。四是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实行双重标准，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和我国仲裁制度同国际接轨。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法院对涉外仲裁裁决只从程序方面进行审查，而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建立统一的仲裁制度，同时也与国际上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实行并轨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四）仲裁组织和仲裁机构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明确和不科学。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机构是指仲裁委员会。此外，各地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委员会章程均规定，在仲裁委员会之下设秘书处作为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办理仲裁案件的受理、仲裁文书的送达、收取和管理仲裁费用以及管理仲裁档案等程序性事务。仲裁组织，则是指具体办理仲裁案件的仲裁庭或者独任仲裁员。如何正确和明确划分仲裁庭或者独任仲裁员 与仲裁委员会的权限，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仲裁制度的正常高效运作。然而，我国仲裁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仲裁管辖有确认权即仲裁“自裁管辖权”赋予仲裁委员会行使，而不是归属于仲裁庭。我国仲裁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该规定明确把对仲裁管辖的确认权赋予了仲裁委员会，而不是仲裁庭。这与国际上将仲裁中的自裁管辖赋予仲裁庭，而不是仲裁委员会的通行作法有明显差距。例如，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规定，仲裁庭可以对自己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作出裁定。此外，英国、瑞典、法国、瑞士、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也都确立了由仲裁庭“自裁管辖”的原则。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和对仲裁员的选任，仲裁委员会并未得到当事人的任何授权，却可以对管辖问题进行确认，不太符合逻辑。二是仲裁案件的处理权不是由仲裁庭独立行使，而是由仲裁庭与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我国仲裁法第52条和54条分别规定，仲裁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应当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这说明，对仲裁案件的处理权是由仲裁庭和仲裁委员会共同行使。三是仲裁庭对仲裁程序的决定权体现不充分。仲裁权一般包括案件受理权、案件审理权和案件裁决权（或者案件调解权）。仲裁委员会只应行使其中的案件受理权，有关仲裁程序的其他事项，在仲裁庭组成之后，应当由仲裁庭决定，而不应由仲裁委员会替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发挥仲裁庭的作用。但我国仲裁法却将接受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向申请人送达被申请人的答辩书副本、向法院转交当事人关于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决定仲裁员应否回避等程序性事项交给仲裁委员会负责办理。实践中，仲裁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更是对仲裁程序事项的安排大包大揽，甚至某些重要的程序性事项还要报请仲裁委员会主任审批后才能进行。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应当从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去寻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