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本条规定存在这一明显的缺陷，但是其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不法原因之债的问题。即对于明知他方已婚而与对方同居的有过错的“小三”志愿者，因为其会破坏夫妻婚姻生活的圆满，违背传统伦理，因此对于有过错的“小三”法律无保护的必要，此时情形，本条之适用是合理的，与有过错“小三”的财产性补偿协议即俗称的“分手费协议”属于法律上的不法原因之债。对于不法原因之债，我国的立法没有明文规定，他国法律多有规定，适用于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有规定。按照一般理论，对于不法原因之债，法律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维持现状原则，如赌债，如果赌博者已经支付了输款，为维持这一现状，输者不能以非法原因支付向对方请求返还，当然，如果输者没有支付输款而打下了赌博欠条，赢者也不能据此欠条请求对方支付输款，即不法原因之债如果没有支付，以后可以不支付，即充分维持了现状，具体本条而言，“与小三分手之财产补偿之债”即是违法之债，也是遵循了不法原因之债的维持现状原则，即如果已经支付分手费已经执法者便不能要求小三返还，如果没有支付分手费，小三也不能请求支付。这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有效遏制“拜金傍大款”的不正之风。

　　本文开篇指出了本条的硬伤，现提出修正建议如下，将本条中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修正为“明知或可得而知（应知）他人有配偶而仍与其同居”（这样规定便仅限于有过错的“小三”适用）。这样修正之后堪称妥当。既能对无辜“小三”这一受害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又对“小三”进行了合理区分，打击了有过错“小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本条，除上述所说的存有些许不足之处外，应当说该条规定的是相当符合法理的，但是时下这一条却成了最富争议的规定，有人认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变相鼓励了男人养“小三”，“立法导向不对”。笔者认为，根本不存在鼓励养“小三”之“立法导向不对”的问题。如上所述，对于本条之规定，除不能保护善意的第三者这一缺憾之外，应当说本条立法在我国立法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本条实际上规定的是不法原因之债的问题，又怎么能说本条变相"鼓励男人养小三"呢？可能是他们认为如果丈夫养了小三而且已经向小三支付了补偿款，我们法律却规定不能向小三再要回来。所以就得出了“变相鼓励男人养小三”的结论，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按照我们当前适用的婚姻法，如果婚姻财产制采用的是夫妻分别财产所有制，一方当然可以随意处理自己的财产，另一方无权干涉，这种夫妻严格来说叫做伴侣更合适，退一步讲，即使是在大多数家庭普遍适用的夫妻财产共同制，由于这种夫妻关系在性质上可以解释为合伙关系或者契约关系，其在对外关系上是一个团体，对外承担责任上是团体责任，即一方的行为另一方负担连带责任，所以在丈夫欺骗第三者同居情形之下，丈夫构成侵权，妻子当然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如同丈夫殴打他人致他人受伤，丈夫可以用共同财产承担，妻子无法抗辩说“我又没有侵权，凭什么用我们共同的财产承担，这损害我的那部分财产权”一样。丈夫在支付给“恶意”的小三财产性补偿款后，这本身就构成了非法原因给付（有配偶还与他人同居本身就违反婚姻法）的问题，就如同丈夫有赌博习性，在外面输了几万块钱，妻子不能以侵犯自己财产所有权为由主张返还一样，这就是夫妻关系的团体性，一方的行为即是对方的行为，他们同呼吸共患难，共担风险、荣辱与共，只有这样的紧密结合才能称为夫妻。谈到了这里，自然就不存在变相鼓励养小三的问题，而是对于夫妻关系和不法原因之债的合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