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果然以7票对2票维持原判，但是，霍姆斯这次却投了反对票。他发布异议意见称，“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固然正确，但还应增加两个限定，即“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
如果被告只是发送传单而已，不可能立即引起军工停产或士兵倒戈，就没必要施以刑事处罚。他说：“国会不能禁止人们努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想法。现在，没有人会认为百姓私下印发的传单，会对国家军备造成危险……时间已经颠覆许多信念……这是一场实验，正如所有生命都是一场实验……当这一实验成为美国制度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就应当警惕，防止试图钳制我们所痛恨并确信是罪该万死的言论，除非这些言论导致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致需要限制它们才能挽救国家……”尽管霍姆斯的意见只得到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一人的支持，但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历史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延续至今的主流立场。人们禁不住要问，仅仅8个月时间，之前颇为保守的霍姆斯大法官，想法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转变？
一切都与一场相遇有关。1918年6月，霍姆斯因私出行，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名叫勒尼德·汉德的年轻法官。36岁的汉德是纽约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刚刚审结著名的“《群众》杂志诉帕腾案”。这起案件中，《群众》杂志因抨击战争与征兵制，被邮政局长阿尔伯特·波尔森勒令禁止投递，杂志社随即将其告上法庭。汉德法官不顾外界压力，判邮政局败诉，他在判决中说：“《群众》刊载的文章虽对战争充满敌意，也不当地鼓励反战情绪，但是，不管这些作品是适度的政治推论，还是过激、不当的谩骂，在美国这个以言论自由为权力最终根源的国家里，每个人都享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钳制这些可能动摇人民意志的言论，无异于镇压所有敌对的评论和意见……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间谍类犯罪，如果把合法议论当作挑唆煽动，就是驱逐了民主政治的守护神，是最大的不宽容。”在当时的气氛下，汉德的判决显然需要很大勇气，但很快被上诉法院推翻。略有些沮丧的汉德利用与前辈霍姆斯邂逅的机会，畅谈了自己对言论自由限定标准的看法，霍姆斯对此未置可否。
离别之后，汉德致函霍姆斯，再次阐述了他对言论自由与政治宽容的看法。霍姆斯倒是迅速回了信，却把话题扯到另一起案件上。3起《反间谍法》案终审判决后，汉德又针对判决内容写了回信，他说：“只有构成直接挑唆时，言论自由才应受到限制，但是，什么是直接挑唆，不应该交给陪审团判断，因为这类案件发生时，民众的情绪容易激动，对陪审团的公正会造成很大影响。”此时，霍姆斯已读过汉德在“《群众》杂志诉帕腾案”的判决意见，他复信称：“我所说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和你所说的‘直接挑唆’没有本质区别，我搞不清咱们俩的分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