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公关：第四权力的崛起

　　如今，媒体已经成为一支推动中国法治不可缺少的力量。中国多少高官富豪落马都跟媒体的推波助澜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外企在中国，最容易被媒体“关照”的，就是“劳资门”、“收购门”和“食品安全门”等群体事件，比如富士康的“十四跳”，佛山本田的“罢工门”。其实，不管是富士康还是本田，都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都因合理性的问题，被受媒体大众质疑，从而深陷危机。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媒体公关还是比较成功的，使得舆论从一开始的谴责和质疑，转向了支持与理解，而且还收到各省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橄榄枝。反观本田，管理层反应缓慢，不但未能及时拿出实质性方案谈判，防止事态扩大，而且在媒体公关方面也不尽人意。经验老到的律师，在本田的劳资门被媒体曝光后，一定会建议本田及时采取媒体公关，会利用一切资源引导社会舆论，减少负面影响。

　　同样，如果外企在受到行政侵权，常规的协商，效果一般不明显。然而，真枪真刀提起行政诉讼，甚至花巨资向ICSID中心起诉，与整个“政府为敌”，那也是不明智的。正如第一笔者在《盈科名家大讲坛》上主讲的《以个案实现公正：律师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全文见金牙大状律师网）中，多次强调，面对权力的失衡，司法的公正，有时候只能通过媒体与律师的互动来实现。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如果企业不是明显有理，一般的行政诉讼，几乎都是败诉的。此时，我们的做法是以提起行政诉讼为手段，争取媒体的介入，迫使有关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下重回谈判桌，适当的时候再撤诉。这种做法往往能收到“双赢”的效果。比起内资企业，外企面对行政侵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一直以来创汇都是政府政绩评定的标准之一，而外企除了可以行政诉讼外，还可以将中国政府告到ICSID中心。作为中国加入ICSID中心二十年首起国际投资诉讼案，必定引起内外媒体的深度关注。相信，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敢冒这天下之大不讳。

　　当然，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并非所有案件，都适合媒体的介入。比如，在对方虽然存在重大瑕疵，但是，寻求媒体非但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有可能火上浇油的案件，寻求媒体监督就更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我们曾经办理过外企高管的行贿案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这被公安机关自己的监控设备给录了下来。根据这点，我们据理力争，同时向上级领导积极反映，经过一番博弈之后，公安机关由于害怕自己刑讯逼供的行径被曝光，所以最终作出了酌情不予起诉的决定。期间，如果我们采取了寻求媒体介入的方式，那么，双方必定会针锋相对，违法行为被公诸于众的公安机关肯定会置当事人于死地，以反证他们是正确的，避免承担刑讯逼供的责任；而且，目前社会普遍仇恨官商勾结，此事曝光，即便存在刑讯逼供，当事人也不一定会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为突破口，死死抓住，最终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不起诉这一多方妥协的结果。在这种案件中，寻求媒体曝光，将对方的瑕疵公诸于众，只会令对方“背水一战”，将案件办成“铁案”，即便有冤情也无处可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