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程序所涉及实体问题的“复杂性”程度也是不同的，程序对此也应有所区别。越是复杂的实体问题，就越需要完善的程序。复杂问题处理错误的成本也是巨大的。相反，事实或情节简单的实体问题，发生错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直接成本就不宜过高，程序就可以更加灵活。因此在经济法上，如果问题非常复杂，就不宜适用非正式程序；或者，对复杂性问题适用非正式程序时，必须以相关事实或法律问题已明确清晰为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程序运行成本，尤其是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
第三，程序适用过程中还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是实体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得不牺牲某些权利或利益，应当力求牺牲的最小化，贯彻“比例原则”。也就是说，非正式程序更应当追求整体有效，而非个体有效。程序的适用应能体现互惠性，在不能互惠的情况下，程序适用的唯一正当性就应该体现在整体结果的有效性上。
六、结论
非正式程序是经济法运行中的一类特殊程序，它与正式程序相对，在经济法程序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而言，经济法的公法属性明显，其运行中的正式程序要多一些，经济法上必须强调正式程序的重要性。但基于节约执法资源、提高法的实用性等考虑，在经济法的很多领域，也会运用一些较为典型的非正式程序，如咨询程序、和解程序。虽然相比于正式程序来说，非正式程序在经济法中多处于补充或替代地位，但却具有鲜明的经济法特色，在经济法功能实现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法运行中，之所以需要非正式程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式程序的运行成本过高。在高成本的运行模式下，经济法执法可能会产生执法缺口或执法困境等难题。非正式程序的引入，不仅可能缓解正式程序运行中的难题，还能以富有效率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具体来说，经济法非正式程序所追求或实现的效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过程效率，即非正式程序的运行成本较小；二是结果效率，即非正式程序的运行收益较大。
当然，效率价值的实现不是没有条件的，效率价值的必然要求就是程序经济。程序经济是经济法非正式程序设置时必须贯彻的原则，其目标是最小化程序适用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成本之和。在这一目标支配下，非正式程序的在设置时就必须考虑程序所涉及实体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可能会发生利益冲突，针对不同性质或程度的问题，应确立相适应的程序类型及程序适用方法。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经济法中非正式程序的重要性，不是指经济法中的所有程序都应当非正式化，而只是意味着，在特定领域或特定问题上，非正式程序可能更有优势，因而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当推广其适用。同样，强调经济法非正式程序的效率价值，也不是指在程序适用中应以效率为唯一价值目标，而仅意味着，效率价值是经济法非正式程序的首要价值追求，其他价值的实现，应在符合效率价值的前提下完成。事实上，各国经济法在引入非正式程序时，除了基于效率追求之外，都会考虑公平问题。而且，因非正式程序的运行涉及多方主体，其保障或实现的公平还是多重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会涉及公共利益保护。
【作者简介】
焦海涛，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林毅夫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页。
苏永钦：《经济法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参见台湾地区“缔结行政和解契约处理原则”第二条。也有学者已对这一限制提出批评，认为行政和解的目的在于促使行政程序经济化，以有效达成行政目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争讼，这一限制显然与该目标不服。同时，台湾地区“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设置兼具司法机关性质，其委员也各有不同专长，所以应充分授权“公平交易委员会”选择适宜的行政和解时机并信赖其选择，而不需要硬性规定限制性前提。可参见刘孔中著：《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17页。
交易成本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如果对这里的“交易”作广义理解，则在公法领域也会存在大量的交易行为，也就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同于前面提到的调制成本、法律奉行成本。交易成本是人—人关系成本，而后两者都是人—物关系成本。
事实上，程序经济原则也是程序自身性质使然。在对程序价值的理解上，虽然工具主义的立场是不可取的，但法律程序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制度消费品”，作为一项制度的法律程序越昂贵，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就越少。对于那些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拒绝了程序性权利的人来说，这样的程序显然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并不是实体方面的，因为并不存在实体的结果，而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因此，即便强调程序正义，也无法回避程序经济或“程序的可利用性”这一问题。
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Jerry Mashaw,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27-140. (1985).
Jerry Mashaw, Bureaucratic Justice: Managing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Claim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81. (1983).
尽管“道德成本”概念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程序应当具有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但这种进路仍被看作是一种“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体现，因为节约程序道德成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结果价值的最大化。
参见台湾地区“缔结行政和解契约处理原则”第五条和第六条。
迈克尔·D·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