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将效率作为非正式程序的价值追求，本身即意味着过程也应当是富有效率的。过程的有效性除了考虑成本之外，当然还应当考虑过程的收益。这种收益与结果无关，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性收益，是一种“过程利益”（process benefits）[12]，即程序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于其对结果准确性影响的利益。过程利益并不必然与正确或不正确结果（错误成本）或程序的直接成本相联，例如，公平就是一种重要的过程利益，但公平并不必定等同于错误最小化。过程利益完全可以由并不提高结果准确性的程序来实现，尽管这些利益中的大多数都有助于提高结果的准确性，但这并非其唯一基础，并且往往也不是它们的主要基础。换言之，过程利益是相关主体对程序自身的满足，与结果无关。

　　在这种分析进路下，过程利益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程序在结果之外的另一种收益，因而，程序经济原则除了应考虑各种成本及结果利益（result benefits）之外，就还应考虑过程利益。程序的产出（收益）就变为两种利益与三种成本之差，用公式表示就是RB＋PB－DC－EC－MC。据此，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再是最小化直接成本、错误成本与道德成本之和，而是最小化三者之和与过程利益之间的差额，即最小化（DC＋EC＋MC－PB）。

　　过程利益提出了程序经济原则的第一个要求，也是最易被忽视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即过程本身并非无关紧要，一个有效率的程序除了应降低各种成本之外，还应尽量最大化过程利益。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即便结果是一定的，或者没有正确结果或无法确定何种结果是正确的，也不能简单地就选择最廉价的程序，过程利益可能会抵消大量的直接成本，因此一个适当复杂且昂贵的程序步骤可能依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追求程序的效率价值绝不能脱离程序的其他内在价值，效率价值只能与程序的其他内在价值相互结合时才是完善的、妥当的。

　　除了过程利益之外，程序经济原则最需要追求的，当然就是结果利益了。人们选择或参与一定的法律程序，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想经历一下过程。因此，程序经济必然离不开结果判断，无论多么强调程序的内在价值、过程利益，也必须将该价值或利益与程序产生的结果相联系。在追求程序的效率价值时，尤其不能离开结果只谈过程，有效与否除了过程判断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结果判断，结果有效对当事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看，效率价值实际上包含了“实体可以影响程序”这个工具主义的命题，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都是程序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非正式程序来说，结果利益就是实体目的的实现，即解决问题（issue）或发现真相（truth）。程序设置应当有助于实现实体目的，程序的灵活性或非正式程度，也应当与实体问题相联。从这一思路出发，程序经济原则的具体要求是：

　　第一，程序所涉及实体问题的“重要性”程度越低，程序就可以越简便、越灵活；反之，程序的非正式性就必须有所限制。一般来说，判断实体问题重要性程度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涉及相关主体的权利以及权利的性质。如果实体问题关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则程序一旦适用错误，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就会非常大，因而通过简化程序来降低直接成本的做法就不具有正当性。此外，如果实体问题存在可量化的标准，则数量也应作为考虑因素。一个只涉及50元的罚款决定和一个5万元的罚款决定，发生错误的成本显然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通常情况下，对数额较小的实体问题就不宜设置繁琐的程序，以避免直接成本过高导致程序运行无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