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成本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错误成本，一种是经济的或直接的错误成本（economic or bare harm error costs），一种是道德错误成本（moral error costs）。在这种情况下，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小化直接成本、直接错误成本和道德错误成本之和（DC＋EC＋MC）。

　　在经济法的非正式程序之中，道德成本既可能产生于作为程序参加人的市场主体的权利遭到侵害，也可能产生于不是程序参加人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换言之，即便一项非正式程序能够为执法机关与相对人提供便利，但却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则该程序也会产生道德成本。这就意味着，非正式程序的运行不仅应关注程序参加人的利益，也应避免对利害关人造成损害。如果程序运行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则该主体应具有一定的参与权。这就要求很多非正式程序必须公开进行，以便社会公众对其准确察觉。这种要求在经济法的执法和解程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反垄断法的“行政和解”实践是，执法机关可要求相对人与利益第三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就赔偿等事宜作出约定（执法机关不受协议内容约束）；所涉行为并未造成第三人利益损害，但和解协议的履行将侵害某主体利益时，和解协议必须经其书面同意后才可发生效力[11]。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目标在于最小化三种成本之和，但很多时候三种成本并非都会存在。在程序适用没有错误时，只会存在直接成本。即便发生适用错误，有些错误会带来道德成本，有些错误却不存在这种成本。

　　此外，在非正式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不同成本对不同主体的影响程度不同，因而各类主体更加关注的成本也会不同。其中，程序参与人最关心直接成本，直接成本越大，当事人就越有可能不选择该程序，因此，直接成本具有最明显的作用。不论是执法机关还是市场主体，只要是程序参与人，都会倾向于选择一种直接成本最小的非正式程序或程序运行方式。对于直接的或经济的错误成本，执法机关往往更加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执法活动能否取得实效。至于道德成本，显然权利受害者会更加关注，除了作为程序参加人的市场主体之外，还会涉及到利害关系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如果非正式程序损害到第三方利益，由于第三方并非程序的直接参与人，对程序运行可能缺乏知晓，这种情况下的道德成本虽然存在，却不易察觉。非正式程序运行中尤其应当尽量降低这种道德成本，因为这种成本主要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如果特定行为已经由执法机关定性，受害人再向侵权人主张成本补偿可能会存在较大障碍。

　　（二）程序经济原则的基本要求

　　如果我们将程序仅仅看作是实现结果的工具，那么在程序经济原则的追求过程中，就很可能陷入一个误区，即只有成本最小的程序才是最具正当性的程序。在这种误区之下，程序经济原则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尽可能地简化程序，因为程序越简化，成本就越低。但常识告诉我们，过于简化的程序可能会带来其他伤害，可能这种伤害不会转化为成本，也就不易被成本分析的进路所察觉。也就是说，如果伤害是无关直接利益的，也是无关权利的，那么就不会转化为直接成本、错误成本或道德成本，在程序工具主义看来，这种伤害也就是无所谓的。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获得人们的认同，因为意义不仅在于结果，也在于过程之中。虽然在实现某一特定结果上，可能存在多种成本相同的程序，但不同程序会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人们会基于不同的感受会选择不同的程序。